在中国的传统教育文化中，书院文化尽管只是其中的一个不大的部分，但一直被某些群体视为固本培元的某种方式，近几十年来经常被提起、被宣传，以及得到整修保护。

谈及书院文化，有兴趣关注者或许会想到“鹅湖之会”。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吕祖谦鉴于朱熹、陆九渊两派因学说论点不同，常起争论，故发起约会，邀请朱、陆两家集会于鹅湖寺。于是有了朱、陆两派第一次面对面的激烈争论。朱熹主张“泛观博览，而后为之约”，陆九渊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熹认为陆学太简易，陆九渊则认为朱学太支离。其实质，无非为求个正宗与教主的名分罢了。同样，今天以怎样的态度看待各自的主张，既能坚守自由独立的学术精神，又有兼容并蓄的胸怀，如何由论辩、争论转为对话，对我们也是一种选择。

自近代以来，随着工业文明下的班级授课制受到严重冲击，书院文化的影响似乎并没有达到历史的顶峰，但回过头来看，在今天这个并不纯净的教育生态和虚妄功利的教育现场，很多人将寻觅救赎之道的眼光转向了传统的书院文化，并开始燃起恢复之星火，不断在国内生根、发展、壮大。

与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的阿卡德米学苑不同，我国的书院并不只是一个知识授受机构，更不是技校的代名词，而是一套完整的成人教育系统。当然，在外化的物质方面，书院主要有两大载体：人与书。“人”作为一切书院文化的主体，按照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人”（不管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本身居于教育的中心位置，这和现代教育理论中人本主义是完全契合的。也即是说，不管是学科教学，还是德育、美育、体育，一切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健全“人”本身，为“人”本身的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可能性。如此理念，虽然一个是东方一个是西方，一个积淀着历史，一个引领着前卫，但两者恰恰是殊途同归的。

书院的另一个载体即是“书”。这“书”，不是“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书，因为书院的根本指向不是谋取功名利禄，而是启迪获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智慧的路径。更进一步说，这“书”可以是先人经历的结晶，也可以是必须从“行”中求的“无字之书”。不妨这样概括：一个“书”字，道尽了书院文化的全部意蕴。

书院文化的优势，在于去功利化、去绩效化、去市场化，将“人”和“书”天然地结合到了一起，从而生成某种生命意义上的愿景。“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传统书院大多具有以人为本，经世致用，自定教材，自由讲学的文化愿景。如何使这种无法物质化的愿景高度与现代的学校文化契合，其关键恐怕还在承认教育有其本然的规律，并按照该规律在现实的生态中慢慢还原、慢慢改良。

从“人”和“书”两个维度看，就书院文化的特质，我大致可以作如下概括：就生长的“人”来说，他必须是高度独立的，尤其是精神的高贵性和独立性，同时又具有领袖气质，能够指引和帮助芸芸众生过上更加美好和更加幸福的生活。当然它还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拥众，即经过自我影响力的辐射，可以慢慢形成一种效应，让更多的人转变人生方向，变得更加澄明和纯粹。

从“书”的角度看，一个有着良好传统的书院，应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也就是有能让人潜沉下来而不被打扰的环境，有着非常闲适和散漫的氛围。唯有如此，人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遁入研究做人做事的法门。当然，这种封闭与散漫的缺陷也相当明显。不过在今天这样一个天天要开会，要接受评比和验收的教育生态中，讨论书院的封闭与闲散显然有着特殊的意义。

清代贵州兴义的道台刘官礼，当年辞别功名利禄，向往幽静而书香缥缈的书院。为实现“文化天下”的理想，他兴办了笔山书院。这亦公亦私的族学性质的学校，既成功地培植和壮大了其家族姻亲势力，又成为后来民国军政风云人物的摇篮。在与回教、洋教、道教、佛教等各种思想文化的对立冲突之中，以其影响礼聘贤达。笔山书院在兴义地区传承了华夏文明。既有振兴地方教育之功，又有使中原文明在蛮荒之地扩展光大的归化之功。

惠贞书院作为一处特立独行之所，以“内知中国，外明世界”为宗旨，成为高扬书院精神的现代学校。它的节奏一定不会是很快的，而应是在人文精神的引领下按教育应有的节奏，做自己认定的事情。如卢梭所说：“教育就是浪费时间”，它看重价值引领，而不是以“效率”“模式”等市场化的指标为追逐对象。同样，一所传承百年、生命力旺盛的书院，绝不是靠名次和分数稳坐天下，而是在价值引领和自由选择上做足文章，尤其在当今教育生态不断恶化，教育常识常被践踏的大背景中，它作为“少数中的少数”，有着一种寻找同道者“抱团取暖”的意识。正是这种“抱团取暖”，才可以使自己坚守信念、实践理想，让自己走得更好、更远。

在当下这样的教育生态中，书院的存在，其实是一种教育信仰的存在与坚守。但它也如同其他平常学校一样，永远需要处理好人、书、事三者之间的关系，以立人为命业，读书为方式，在实践中明理，在传承与批判中前行。

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在倡导“互联网+教育”的今天，无论在理念还是形式上，在坚守与传承的同时，还有一个变革与创新的问题。正如《易经》的“易”一样，坚守和变革，传承与创新都要高度统一在教育规律和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坚守现代学校文化的文明与共识，舍却不合时宜甚至谬误的东西；变革与时代发展潮流格格不入，甚至阻碍社会进步的那些庸俗腐朽的东西。

重庆聚奎中学的前身是清光绪六年(1880年)建成的聚奎书院。这所“川东名校”在20世纪初就是以办学质量高而闻名巴蜀。民国时期，冯玉祥、陈独秀、梁漱溟、文幼章等曾到过这里讲学。学校为当代中国培养了如周光召、邓若曾、邓焕曾、吴芳吉等一大批社会精英。这些年热火的“翻转课堂”这一概念、这一教学变革，就是从聚奎中学开始走入中国大陆基础教育的。

还有一个需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就是，如何将传统的书院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社区文化衔接打通的问题。

江苏常熟的石梅小学坐落于虞山东南麓，梁昭明太子读书台旁。其前身是清雍正三年（1725年），粮储道杨本植所建的“游文书院”。两代帝师翁同龢曾就读于此。这所小学自2001年开始将地方高校、尚湖风景区、宝岩生态园、交警中队、居委会、军营等单位作为石梅学生社会实践的基地。通过去博物馆找想象力系列活动、爬山课、美术馆小小毕加索现场课、曾赵园里的语文课、翁同龢彩衣堂里话校友等活动打破了学习和生活的界限，架起了学校和社会的“桥梁”，密切了师生的交往，为学生自由发展撑起了一片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