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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在中国

时间:2016-03-16作者:丁永为来源:《教育家》杂志2016年3月号

关心学术、了解教育史的人都知道杜威,但是对于杜威教授与中国的关系多数人停留在他与中国学生的层面。近百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位蜚声世界的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来到中国,而且一待就是两年,从最初的观光游览到讲学、参观、感悟。杜威教授的两年讲学给中国知识界乃至国家、民众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而中国之行也给杜威教授带来了变化,从对中国的认知到哲学思想尤其是教育思想,给晚年杜威乃至杜威毕生思想体系的完成都带来不可小觑的影响。

北京天安门西侧的中山公园里,有一家装满历史故事的酒楼,名叫“来今雨轩”。我做博士论文时,需要了解杜威在中国讲学期间思想的变化,读相关资料时方知,杜威先生也曾与这家酒楼有一个晌午的缘分。在1921年6月30日的午间,北京大学、北京高师、尚志学会、新学会五团体,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范源濂等学界名人,在此为杜威一家饯行。至此,杜威在华两年有余的讲学与考察之旅正式宣布结束。

 

百年前美国最负盛名的

哲学家、教育家杜威

 

关心学术、了解教育史的人都知道杜威,但是对于杜威教授与中国的关系多数人停留在他与中国学生的层面。杜威,英文名为John Dewey,1859年生人,20世纪上半叶美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大师、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民国时的学人习惯于用中国人的姓氏来“套译”外国人名、地名,就给先生“起了”这个名字。杜威在哲学上以“美国实用主义家族的大管家”闻名,如今不通西洋哲学史的国人很多都能张口即来的“实用主义”,其实在中国出现不过百余年。民国之后传入中国的西方学说很多,能够植根于寻常百姓口头的恐怕极少,可见杜威哲学对中国当代文化影响之深。杜威与柏格森、康德、倭坚等欧派哲学家不同,他的哲学语言平实且关照日常生活,没有生涩的概念和别扭的表达方式,哲学主题也主要是“人的问题”。

杜威特别强调哲学与教育的关联,把教育视为哲学的实验室。杜威在美国的哲学家中,是对教育兴趣最浓、最持久,而且在教育学理论与实践发展上贡献最大的。1896年由杜威一手创办的芝加哥大学附属初等学校,与有进步教育之父美誉的弗朗西斯·帕克所创办的库克县师范学校一起,成为美国20世纪上半叶影响最大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早期新学校的典范。杜威的教育著作如《学校与社会》、《我们如何思维》、《明日之学校》、《民主主义与教育》被称为指导美国20世纪初教育改革的“圣经”。特别是《民主主义与教育》,被美国教育界公认为自柏拉图、卢梭以来最为重要的教育学经典之作。在这些教育著作中,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不断重组和改造,学校即社会和做中学等教育学命题。这些命题表达了杜威的教育理想,那就是使社会和学校成为每个成人、每个儿童的天赋潜能得到最为充分发展的地方。这就是说,杜威认为教育并非仅仅是学校中发生的事情,政府、企业、工厂、财团、家庭、协会、社区、农场都应为其成员提供自由思考、自由表达、平等交流、经验分享的机会,为每个人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从这样的理想出发,杜威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在其长达93年的生命历程中,有近50年他活跃在为女性争取受教育权和投票权,废除童工,捍卫学术自由,为工人争取平等受教育机会,为黑人争取合法权益,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苏俄流亡政治家仗义执言,创建第三政党等社会活动中。在杜威去世后,美国历史学家康马杰称赞杜威是“美国人的良心”。

 

缘何来到中国

 

享誉世界的美国大学者杜威教授来中国,既非出于事业上的既定目标,亦非践行名人学者的人生规划。实际上,杜威来华完全是个“美丽的意外”。

在1919年来华之前,杜威对中国的兴趣并不大,他当然知道有中国这个地方,但没有去中国讲学的思考。在来华之前,杜威的著作中没有讨论过中国问题,也没有引证过或讨论过中国学者的观点。杜威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在来华之前究竟有多少,这个很难讲,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所知不多,且和当时美国其他学者一样对中国存在某些误解。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工作之后,杜威指导过陶行知、陈鹤琴、胡适、蒋梦麟等中国学生,有可能对中国的了解增多一些,不过,这种了解还没有达到产生强烈愿望,想到中国去看一看的程度。

1919年,杜威收到自己的日本学生、其时已是日本知名企业家的小野英次郎的邀请,请杜威到东京帝国大学做系列讲座。由于杜威夫妇也需要换一换环境,休息调整,于是愉快地接受了小野的邀请。杜威夫妇在1919年2月抵达日本,之后杜威在帝国大学以哲学的改造为主题,做了一系列哲学讲座。在这些讲座中,杜威提出了以当代人的生活问题的研究为中心的哲学改造主张。这种一本正经、正襟危坐的布道,并不怎么吸引人,加之杜威哲学的民主情怀,和当时日本甚嚣尘上的军国主义氛围格格不入,杜威并不怎么受欢迎。相对而言他也不怎么喜欢日本,乃至于天皇提出要授予杜威旭日勋章时,被这位自由主义的哲学家直言拒绝。随后他收到了胡适和蒋梦麟等中国学生的邀请信。在回复胡适的信中,杜威写道:“胡适教授:我接到你的信非常欢喜。我每日总想写信把我们想到中国来游玩的事告诉你,所以接到你的信格外高兴。我们的行程还不曾十分确定,大约五月中旬可到上海,在中国可稍住几时,到七月或天热的时候我们仍旧回日本乡间住几个星期然后回美国。”

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知道,杜威到中国来的目的是“稍住几时”,主要是游玩,而非宣扬学术思想,更没有期望能够从中国学习些什么。他仅仅是把中国作为远东之行的一站,可以说,此时此刻杜威对中国没有理智上的好奇。杜威也没有打算在中国待很久,他预期五月中旬到上海,两个月不到即返回日本,从日本回国。此时杜威完全没有预计他会在中国一再停留超过两年,以至于中国后来成为杜威除美国外居住最久的国家。

由于在日本不开心,杜威夫妇决定提前动身去中国。在4月30日下午,杜威夫妇抵达上海。此时此刻,杜威没有想到,这片他从未涉足过的土地,会影响他对社会、人性、哲学与教育的理解;也没有想到在这一古老的国度,他竟然会受到如此的礼遇和炽烈的欢迎,也不会想到此番中国之行会对中国的文化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影响有那么大。接下来的事情,会让他越来越迷恋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