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反复提倡的平民主义教育的本质内涵与他提出的“积极的个人主义”相一致。他认为要开展平民主义教育，必须尊重个人价值、发展个性，而发展个性则是通过学术、体育、美育和改良社会等种种健全的活动养成健全的个人实现的。
关于职业教育
1917年蒋梦麟回国后，最先致力于职业教育活动。他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社部总书记，参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的拟定，担任《教育与职业》杂志主编，并随黄炎培于1918年6月赴东北三省调查职业教育情况。他主张职业与教育不可分割，应以教育来解决职业中存在的问题，职业教育包括农业、工业、商业和家政多方面内容。当时的中国已开始兴起工业，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急需人才；而此时的实业教育远远满足不了这一需求，高等教育规模又很有限。以1916年教育数据统计为例，全国公立私立大学才10所，学生数仅3609人，专科学校76所，学生也不过15795人。能受高等教育的只是极少数人，蒋认为必须通过职业教育使多数青年能学得一技之长以为谋生。“以今日社会状况而论，受四年初等小学教育后，能入高等小学者，有几人乎？高等小学卒业后，能入中学者，有几人乎？中学卒业后，能入大学者，又有几人乎？”虽然，“由初小高小由中学而直达大学卒业之学生，其大多数固能养成高等专门之学，然其余之不能下级而上达者”如果顺其自然，那学校无疑是“徒为社会养成高等之游民耳，抑何贵乎教育？”故必须设法对这些学生进行补救，“职业教育其奚由耶？”他主张分设不同类别的教育，要“施设职业教育、补习教育加增经济之能率”，学校“注重职业陶冶以养成生计之观念”，要达到“养成工业社会之领袖”和“工业社会之良匠”的目的。
关于教育与政治
对于教育与政治，他认为不应完全脱离，但应采取分析和区别对待的态度。“但管教育，不谈政治”。关于政治，一是政党与政事，教育界不应当涉足与干涉，因为这类政治是经常变动的。二是政论，这关系政治理论上的是非问题，应当辨明是非，主张正义，开展启蒙，养成民主政治之习惯。这是教育责无旁贷的天职。因此，教育绝不是培养不问政治的书呆子。但是，从历史的长河上看，政党、政事之类的政治，终究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的历史陈迹，而学术、文化，才有恒久的价值。他认为青年学生不应过多介入现实政治，他们的目标是先将自己培养、造就成有知识、有能力的有用之才以为国家所用，国家危难时，可以满腔热情去关注国家大事、唤醒民众，但不应忘自身将来之职责，荒废学业。现实政治是成年人的事情，成年人应该冲锋在前，担负起救亡图存的国家重任。
三、蒋梦麟的教育实践与担当
蒋梦麟的教育实践可谓丰富多彩。他曾长期留学美国，专攻教育学，对西方教育思想有精深系统的研究；回国后又长期担任大学校长和政府教育部门领导职务，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蒋梦麟对于促进中国教育从传统向近现代转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教育实践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积极参与新教育改革时期。从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到参与几本教育杂志的编务，再到担任主编，蒋梦麟一直在努力介绍欧美教育思想与制度，提倡平民主义。这几份刊物后来成为教育改革的主要阵地，确立了蒋作为教育理论家的地位。
二是主持北京大学时期，这是他践行教育理想的重要时期。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受托代理北大校长事务而加盟北大，到1945年10月因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秘书长而去职，其间蒋断续服务北大共二十余年。自1930年冬蒋梦麟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先后主持北大校政十七年，是历届北大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在北大任职期间，他与胡适、陈独秀等通力合作，将“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追求真理”落实为治校的共同准则。
教授治校、民主治校是蒋梦麟办大学的一个重要主张。来北大后，特别是“五四”以后，他协助蔡元培对北大进一步改革，不断完善、充实民主治校的领导体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了学校的管理工作，提高了行政工作效率，使“五四”以后的北京大学成为全国大学的楷模。他对于“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身体力行，并支持胡适提出的课程选修制，让学生成为修习的主导，能够自主选修课程，领一时大学风气之先。根据教授治校原则，北大于1920年正式创设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部四大部门，分别负责学校立法、行政管理、教学安排和学术，以及庶务和图书管理。教务会议仿欧洲大学制，总务处仿美国市政制，评议会为北大首创，使得教授治校以组织形式落实，委员由教授推选，教务长、总务长及各学院院长为当然委员，校长为评议长。举凡学校制度，需经评议会议通过。评议会有权决定学校各项规程，授予学位，维护风纪。校长仅一人，下设总务长、教务长，再是各院院长。这一改革促使北大真正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保证大学真正成为不受政治干扰、相对独立和自主的学术机构，可以无畏地追求真理。
1930年，蒋梦麟正式接任北大校长。到校视事后，蒋提出《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规定北大职志为“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据此重建文、理、法三学院，实行学院制，各设院长一名，由校长从教授中聘任；改原来评议会议为校务会议，职权相同，必要时延聘专家列席，实际为教授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仍保留；推行学分制，要求学生撰写毕业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正规化；同时广纳贤才，选聘优秀师资，充实队伍。他对文学院院长胡适、理学院院长周炳琳、法学院院长刘树杞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这种大胆革新的精神，使得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积聚了一批学有专长、术有专攻的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