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纪念杜威先生来华100周年第三次学术会议在京举行，来自全国50所大中小学及各行各业的150余位杜威研究者齐聚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共同纪念杜威先生。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孙邦华副院长扼要讲述了杜威访华的过程以及杜威对北京师范大学发展曾经所发挥的作用，充分肯定了杜威对中国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贡献。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霍普·莱希特（Hope Leichter）教授和美国杜威学会会长拉德（A.G.Rud）教授分别以视频方式向大会发来贺信，分享了杜威研究对他们个人学术成长的重要意义。

著名哲学家刘放桐先生做了题为《对杜威来华访问的多种解读》主题报告。老先生动情地回顾了从年轻时起便与杜威研究结缘的历程。刘放桐先生指出，杜威作为一位改变西方哲学发展方向的哲学家，在中国社会正在发生重要变革的时候访华，对于促进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与欧美社会发生变更的西方哲学和文化相沟通，对于促进中国社会也发生相应的重要变革，显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单中惠教授做了《杜威在华教育讲演的缘起、思想精粹及特点》的主题报告。单中惠教授高度评价了本次会议在杜威研究史上的重要意义。他说，本次会议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杜威研究走向“新阶段”、达到“新高度”，为所有杜威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平台”。单中惠教授回顾了杜威在华教育讲演的缘起，概括了杜威在华教育讲演的思想精粹，即：“教育哲学对教育的指挥引导、学校生活就是一种社会生活、身体健康是各种事业的基本、教师应研究教育的心理要素、自动教育促使创造力的发展、教法应使教材适合儿童经验、一切教育都带有职业的性质、道德是教育的最高最后目的、教师的领袖责任和职业精神”。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以《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实践及其困难》为题发表演讲。刘云杉教授指出，杜威确信教育是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但教育如何促进社会平等、如何使人过上联合的、共同的生活这仍然是一个问题，杜威和其他人都没有提供现成答案，因此，在教育促进民主、平等、联合的生活的实践上，我们仍然任重道远。

合肥师范学院朱镜人教授介绍了杜威教育思想中“通识教育” 理念产生的背景，即：大学通识教育有崇尚古典课程倾向、大学教育专业化倾向日益凸显。朱镜人总结了杜威通识教育理念对当代中国的四点启示，第一，大学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公民，第二，大学实施通识教育是现代社会的要求，第三，大学通识教育会促进专业教育，第四，经典著作的学习应当联系社会现实。

天津大学大学文化与校史研究所陈印政副研究员认为，杜威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价值论、认识论曾经对中国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主张至今仍不过时。杜威教育思想对我们今日之教育改革的启示是，我们仍要坚持“以儿童为中心”，教育要建立在儿童的经验和认知基础之上；学生要在“做”的过程中，感悟教学内容与社会实践的联系；学生应该在实践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从而适应社会对教育发展的需要。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郭伟和教授认为，杜威提出的“从做中学”的思想不但是普通国民教育的核心模式，更是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的核心模式。“杜威通过‘从做中学’的反省试验方法促进个人成长的教育策略，和社会工作帮助个人（以及家庭或者组织）解决问题的助人过何其相似。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郭法奇教授阐述了《杜威教育研究方法的是与非》。郭法奇教授认为杜威的教育研究方法具有科学“实验研究”的特点、具有哲学研究的特点、重视根本性问题的研究。 山东大学赵秀福教授指出，杜威的哲学以一种真正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关注人的身心协调，关注人的经验过程，因此它是认真务实的哲学，从这一角度看，杜威的哲学思想与中国道家和儒家的思想有很多汇通之处，可以继续成为中美深层人文交流的桥梁。

南京晓庄学院王文岭副教授报告了《以实用主义为工具，“创造中国式教育”》，指出杜威的Pragmatism术语，一般都以“实用主义”相引用，实际上它在“五四”时期有多种汉译名，表达的意义虽然相近，但又不完全相同，也因此丰富了它的内涵。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对“创造中国式教育”有着深刻影响。在王老师看来，所谓“中国式教育”是指尚未成形，需要探索、创造的一种合乎中国近代国情的教育。1921年12月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集合了国内重要的教育机关、教育团体和教育界精英人物，留学生特别是欧美留学生（这些人多数受到杜威的影响）在其中居于领袖地位，发挥着引导作用，他们是“创造中国式教育”的提倡者，也是“创造中国式教育”的主要实践者。最后，王文岭副教授指出，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提供了思想革新和教育实践的新工具，熟悉中西文化的留学生群体，充分运用这一新工具，打破传统教育的桎梏，跳出西方教育的窠臼，解决传统工具不能解决的新问题，为“创造合乎国情的中国式教育”，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河南师范大学涂诗万副教授指出，时下流行的观点认为探究式教育意味着“五步探究法”、“做中学”或在课堂中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这与杜威的真实思想有很大的差距。”涂万副认为，杜威探究式教育思想的意义，主要不在于课堂教学的技术指导层面，而在于文化批评和建设层面。

作为“纪念杜威先生来华10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的总发起人和组织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以《杜威思想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资源》为题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杜威对中国教育现代化所发挥的作用已成为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最为重要的作用是较早释明教育现代化的大方向与主要内涵。储朝晖认为，杜威思想能够有效解决中国教育现代化难题，在解决这类问题方面有最为丰富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了最为充分的基础和思想方法、技巧的工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教育现代化实质是人的现代化，又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能力及社会能力的现代化。杜威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根本作用体现在减少传统与保守的阻力，从而有利于激活人的思想，使人成为一个现代人。”

北京开放大学校长褚宏启教授、北京大学邹新明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吴明海教授参会。会议由中华教育改进社、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丨北京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