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不久前报道，湖南科技大学一位副教授因为所教的课程挂科率高达三分之二而陷入了矛盾与纠结：是严格把关还是全面放水？报道称如此“两难”，正暴露出当前大学教育的弊端，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大学使命和大学精神已堕落至底线边缘。

很快，有人在同一媒体撰文参与探讨，说这里面有教师的责任，问教师有没有和学生谈过心，还说要搞清楚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区别，举例说旧时清华淘汰率高，但学生也少；现如今一所学校动辄两三万人，即便是淘汰10%的学生，也要有几千人退学，非同小可云云。

这两则文字都没有正视这样的现实，当下很多高校的学生不认真学习，经常逃课者占到一两成甚至两三成，有的科目考试教师认真一点，就有半数学生不及格。逃课的原因，打工挣钱者有之，痴迷网络游戏者有之，不喜欢所设课程者有之，都不是能拿到桌面上来的理由。在一些高校，学生考后向老师要分，“挂科”太多面临劝退，家长出面求情。结合高等教育的规律，笔者认为前述文章的观点站不住脚。大学里有些大课，一名教师要面对一二百学生，大学生是成年人，不可能指望再有人哄着学习。和留学归来的朋友聊起来，知道美国不同层级的大学都不允许学生瞎胡混。每门课都要求有两三本参考书的阅读量，对于阅读、论文、课堂讨论、课程报告都有要求，几个作业中，大作业基本就是一篇论文。所以美国大学的成绩不可能靠突击考试来获得，必须由平时认真努力学习来积累。再考虑美国大学的淘汰率，懂得一点高等教育的人都看得出来，当下中国许多高校的质量不高，教学问题还在其次，办学问题，即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当负首责。

我们总是说，欧美高校是宽进严出，中国高校过去是严进宽出，现在占比例很大的高校早已是宽进宽出，谈何质量？听海归学者介绍，国外名校其实是严进严出，那些排名世界前一百名的名校录取率相当低。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回忆起当年刻苦学习的情况来，和现在的情况比较，也可以说是严进严出。笔者作为七八级大学生，曾经历一位讲授力学的严师。由于所授材料力学不时髦，也出现了个别学生逃课去听外语的情况。头一学期期中考试，老先生祭出英文版力学习题集，一张卷子把全班都考懵了，近半数人不及格。事后上力学课谁也不敢怠慢，很快大家都入了门。毕业那一年，我们班考取硕士生的同学几乎都依仗力学的实力。现在，全班同学最尊敬、最爱戴的就是这位老先生。拿现在这种态势，谁还敢这么“为难”学生？

前两年教育界都喜欢谈论“钱学森之问”，追问中国高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拔尖人才来。钱学森早年在清华读书，后来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后学成归国。一位清华毕业的朋友对我说，清华毕业生的质量很大程度上靠严格坚持学术标准，1927年“改大”后22年里毕业生淘汰率过半。近来网上流传一个哈佛大学校园凌晨四点钟的图片帖子，只见此时图书馆里座无虚席。我听了有关“钱学森之问”的一场场煞有介事的讨论后暗自好笑，如果我们连起码的教育规律都不遵守，起码的学术标准都不坚持，起码的淘汰率都没有，起码的处罚都不敢执行，任由低俗、放纵、堕落之风在校园蔓延，还谈什么“钱学森之问”？面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滑坡，先问问自己的责任心、自己作为教育者的职业良心吧。

和高校教师、领导谈及此事，好多人说如果严格要求起来，劝退“挂科”多门的学生麻烦很多，怕被纠缠，怕当被告，怕引发“不稳定”；还有前面文章的观点，那么多不努力学习的，淘汰起来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些情况都值得分析。

既然学风败坏已非一日之寒，想改变就需要分析清楚内外原因，逐条、系统地解决，可能还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发起组织集体行动，比如建设好大学文化，资源向坚持追求、操守的教师倾斜；再比如改进教学管理，注重过程考核，要求教师上好课、严格考试、不徇私情；还比如坚持必要的淘汰率。笔者曾和一些前辈老校长攀谈，有识者认为不可太低估学生的觉悟。曾有一些地方学校发生过学生因伙食等琐事与学校争执的事件，但影响不会扩大至校外。因学业不及格被劝退，也闹不出什么大动静，更没人同情。只要下决心改弦更张，循序渐进，实际上有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三的淘汰率，就应该能够刹住放纵、惰怠之风，起到警醒全体的作用。事态已然严重，再不可养痈遗患。

当然，从长计议，学风的根本好转还需环境的净化，需要把大学生当作成年人来看待，需要社会风气发生根本转变，形成求职、晋升靠真才实学，靠勤奋、凭业绩的公序良俗，需要公平公正的正气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