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翻开一份主流报纸，阅读一个讨论职称的版面。七八篇文章都是牢骚、埋怨，说得具体翔实。其中一篇由研究人事制度的学者撰写的文章谈到，2015年中国科协组织调查发现，科技工作者对目前“职称、职务晋升”的满意度仅为26.3%。近期，针对基层专业人员的抽样调查表明，职称评定不科学、不合理正在影响着专业技术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其中，有71.9%的基层人才希望改革现行职称制度；有42.0%的工程技术人员认为当前“人才评价有问题”，67.2%的工程技术人员认为工程师职称制度对他们的“成长激励不足”。这项调查如果放在学校里，恐怕满意度比科技人员高不到哪去。高校教师们所说的“逆淘汰”，指的不光是提拔，更多的是指职称评定。

历史地、总体地看，改革开放后恢复、强化职称（官方说法叫“专业技术职务”）制度本身是一件好事，有着当初拨乱反正的时代背景，给动乱中无端受到迫害、歧视乃至侮辱的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恢复地位、待遇。既然有安慰性质，就要讲普惠，让人人都觉着有希望当教授，晋升的比例不能太小。既然工作重要，就要由组织、干部部门来抓，分配名额、掌控节奏。随后官本位文化不断膨胀，评职称可是名利双收的好事，不能让搞业务的专美。当领导不需要本事吗？谁说思想动员工作不算学问？于是乎便有了“高级经济师”“高级管理师”“高级政工师”等等“中国独创”。当初干部四化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知识化”，“知识化”的标志是什么？一是文凭二是职称，于是乎很快派生出“有职务就有职称，没职务就没职称”。如此下来，“鸡毛”“鸡粪”越积越厚，却没人想去清扫。职称制度积弊甚多，百孔千疮，在很多单位成为泄气的漏洞，成为风气下滑、离心离德的原因。

现行职称制度的头一个弊端是评聘分离。职称在世界多数国家就是学术、技术或业务专业职务。大学教授就是学科带头人，既要管研究又要管教学，学科发展要由你担纲，日常实际问题要你去解决，还要在学术、教育方面以身作则。在这种情况下很少出现教授不如副教授甚至不如助教的事。而在我们的学校里，职称尤其是高级职称不与单位的实际岗位相匹配。大学还好一点，中小学教研组长、班主任很多是年富力强，不具最高职称的中年人担任。一些评上高级职称的老年人起不到业务骨干、中坚的作用，甚至只是个看客。在我曾供职的报社，一些具有高级职称的老人和具有初中级职称的年轻人同为版面编辑，业绩上并无优势。

第二个弊端是考核内容、“评定”标准不科学、不合理甚至不严肃。以笔者当年在报社参加申报副高、正高职称的经历看，考的内容只是外语，有时要求考有时不要求考。英语就是外研社许国璋编《英语》第二册，大约是老一代大学生非英语类专业一年级下学期的课本。要知道凡是正常毕业者都学过这册书且考试及格。十来年不用、将来也不常用，重新考一遍有什么意义？其实高层次编辑该考的是编辑文字、做标题、写提要、加按语，主编的看家本领是根据一篇或一组稿件撰写评论，倚马可待。该考的不考，考这些中年人读大一时的英语课本，很有点恶作剧的味道。于是乎就常有四五十岁的老编辑、老记者挤出时间来去听英语辅导、背单词，也真有人因这第二册英语考试不过关出局。教师评职称，多数地方要求要在指定报刊上发表过文章。过去在教育报社工作，一到众熟人、同行、八竿子打不着的生人拐着弯地求到头上，要发一篇不着边际的短文时，就知道学校又要评职称了。我解释过多少遍，还在自己报上发表言论谈过，报纸的任务是宣传教育方针政策，报道新闻，发表作品应该与评职称无关。常有作品见报只能说明这位教师有投稿的业余爱好，即便是语文老师也只能说他文笔流畅，不能证明他的教育教学水平如何。报纸副刊、专刊常搞不同观点的讨论，发表了也不能证明他的观点就对。说了半天也没用，“组织上就是这么要求的”，时下仍然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