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弊端是评职称的节奏与时间。由于评职称由上级人事部门掌控，何时评职称单位并不知道；一旦通知下发，往往限定十天左右搞完。这很有点南方水稻产区“双抢”的劲头，火急火燎，年年如此。于是单位领导打电话招呼出差员工速回单位参评，几乎所有申报者一律加班加点，从五六年乃至十来年积累的材料中搜集“业绩”，跑上跑下找人签字，装订成文本材料三五十份。单位的几个复印机连轴转，负荷过重高温产生的味道弥漫在楼层之间。申报者手里抱着材料排队等待，作为中老年知识分子而言真的是斯文扫地。这种以文凭、年限为门槛的规定合格者众多，那么“开评”之时每个人就只能宣读15分钟，答辩十分钟。一个专业人员五六年、十来年的业绩不足半小时内怎么能说清楚？评委们听完每人二十来分钟的介绍如何能做出区别？按照这一套路，最关键的环节却最含糊，谈何客观公正？这实在是很不严肃的做法。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比如，一些当时有针对性甚至短视的举措，时过境迁，已无多大意义却不作调整，时间长了即化为弊端。评职称考外语可能是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职称制度建立之初，一方面学界对外语看得过重，另一方面彼时正是假文凭泛滥的时候。相关部门大概觉得鉴别文凭的真伪麻烦，就祭出了考外语这一法宝。后来高校毕业生源源不断补充到各个领域，化解了真假文凭问题。此时就应该及时改进，把考外语改为考核专业能力。但是这种“麻烦事”没人出头去改。再比如，我们管理知识分子、管理脑力劳动的思路、办法要改变。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脑力劳动是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但是我们不能套用管理体力劳动者、简单劳动的方法，套用那些“省事”的办法去管理知识分子、考核复杂劳动。在这种简单化的格局下，有人不断出台量化指标、打分的办法。这些量化考核搞得教师、科研人员穷于应付，搞得行业风气浮躁功利。明知在报刊上发文章与教学、科研水平不搭界，人们早已怨声载道，就是不愿意改，因为这么干“省事”。殊不知管理知识分子的通行办法就是同行评议、行业自律，其基础就是去行政化，选出真正具有代表性、具有专业声望的学术组织，制定科学合理的制度，去公正、负责地评议，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内多维度评估一位专业人员的水平能力。还比如，技术、学术、业务的专业职务聘任是最应该简政放权的。一所大学知道自己需要几位教授，自己的资源能够聘任几位教授，什么样的人能够胜任。某位学者是在北大、清华当讲师还去偏远地区的高校当教授自己去选择。一所中学要设几级职称，各级职称都有什么任职要求、开多少薪水应该由行业说了算。

我国现行的职称制度积弊甚深，必须改革，应尽快改革。我们应该在端正党风、政风的大好形势下，清理官本位对于职称制度的负面影响，撤销那些滥竽充数、鱼目混珠的所谓“职称”。我们应努力使职称制度回归专业职务聘任，把聘任权充分下放给用人单位，明确职称退出机制。这些措施改到位了，机制理顺了，专业职务实至名归，知识界人心聚拢，恢复自尊自信，行业风气会为之一振。在教育领域，各校间教育水平差距大、各地教育资源不均衡等许多问题都会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