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读过李副厅长的一些文章、访谈录。你对教育的现状分析很有见解，观点独特。

李奇勇：我是从教育以外的行业来的，虽然大学毕业后也教过几年书，但不是在中小学，到了贵州才开始接触基础教育。我去过不少乡镇，全省88个县都跑过了。之后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提升教育，贵州各地党委、政府，付出了不少，有不少地方真的是勒紧了腰带搞教育，但是一排队，很多指标排名仍然很靠后。我们不是不努力呀，为什么还是翻不过身来？

记者：因为教育上很多硬指标和物质条件有关。

李奇勇：我转行到教育时间不是很久，所以我也许跟别的同事看法不一样。教育行业有其特殊性，喊的和做的不一致。社会上都在说学生课业负担重、择校不合理、应试教育害人，同事、朋友私下也是这么议论。但是各地、学校都在做，在搞应试教育。你要是不做了，家长不答应。这是明显的悖论。

我思考的结果是，错在本源。教育的一些基本理念方面太过时了。比如教育常喊的一些口号，“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都是上个时代的意识。在知识、文化不普及，教育主要功能包括扫盲的阶段，劝学、动员群众送孩子上学时你可以这么讲。那时知识代表伦理、代表文化、代表科学，有知识才能改变农村的落后状态，读书确实能改变底层民众的命运。现在教育普及了，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各种知识、信息层出不穷，有人统计说网络上每秒钟产生300万条信息。现在的知识有好也有坏，有真也有假，所以我们对低龄孩子要做一些屏蔽，还怎么能再重复“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呢？既然知识这么好，这么宝贵，那应该是多多益善，为什么还要减负呢？

记者：这个穴位点得很准。我觉得应该提倡“业绩改变命运，奉献提升社会”。我们不能过分功利地看待教育，片面讲哪门课有用、哪门课没用。但是这么久了，学校教育把孩子、老师、家长都累得够呛，国民素质却没得到相应的提升。很多人不懂得做人，不会做事，不擅长合作，社会诚信差甚至无秩序，确实应该反思。

李奇勇：基础教育存在着四个过度。一是内容过度。中小学的课程内容越来越多。初中向高中蔓延，高中加进大学的内容。翻开高中课本，已经涉及原来本科的内容。二是功能过度。我们应该思考一下，教育到底是什么，教育应该承担哪些功能，不应承担哪些功能。在培养下一代的总体目标下，哪些功能是学校要承担的，哪些功能应该是家长要承担的，哪些功能是社会要承担的。比如，现在大学在统计每年毕业生的就业率。按此思路我反问一下，上大学就是为了就业吗？那么大学岂不是成了职业学校？

记者：我在言论里曾经提过，毕节五个留守儿童闷死在垃圾箱里，撤了当地校长的职，实在是没有道理。事后有人调查，孩子们的父母都严重超生，生下孩子不尽父母之责，以打工名义远遁他乡。出现“留守儿童”，首先是父母不尽职，《未成年人保护法》失效。这跟校长有什么关系呢？

李奇勇：不仅撤了校长，还撤了个局长。现在一听说哪个留守儿童怎么了，就紧张得不得了。

三是政府的办学责任过度。现在只要是在校学生出了问题，甚至像您刚才说的，哪怕当地是学龄儿童出了问题，在不在学校都要问责学校，问责政府教育部门。另外，政府办学责任过度，没有给民办教育留下发展空间。我曾率队去东部发达地区考察，想学习一些民办教育的经验，却找不到多少像样的民办学校。“不差钱的”东部政府在该建学校的地方都建了公办学校。这就是说，在教育领域，政府教育部门既是办学者、又是管理者，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在教育的供求关系中，政府既是矛盾的一方，又要充当矛盾的仲裁者，这不是为难它吗？

记者：一些乡村学校盖了没几年，孩子跟着家长走了，学校成了空壳。

李奇勇：四是学制过度。小学六年、中学六年，然后去上大学，前后十五六年。现在人的发育在提前。生活条件好了，媒体内容不分级，网络管理漏洞多，青春期在提前。但是我们的学制没有变，高中生都要闯过高考再去想别的。人的成长、发育是有其规律性的，到哪个阶段就要做哪个阶段的事。按现在的情况，高中都已是青春期后期了。这难免造成压抑，造成一些心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