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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要给人以心灵的自由

时间:2016-04-12作者:李镇西来源:《教育家》杂志2016年4月号

我最初拟的题目是《教育:请给学生以心灵的自由》,后来我发现,仅仅是学生有心灵的自由还不够,教师也应该有。这里的“人”就包括教师。

我有一个学生叫胡小鸥,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青年作曲家,曾经获得过一个国际作曲大奖,是迄今为止第一个获得这个奖项的中国作曲家。有天晚上,他的父亲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感谢你对小鸥的培养,他得了一个大奖。”我说,这和我没关系,我根本就不会作曲。他父亲又说:“您教会了他做人,胡小鸥还一直记着您,至今还保留着高中时代的作文呢!”我开玩笑说,那我就等着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吧!其实我心里还是很感动的,因为我当时并不是胡小鸥的班主任,只是教他语文,但他居然还保留着我给他批改过的作文。

我一直认为,天才不是学校培养的。胡小鸥哪是我培养的呢?今年4月,他回到成都,回到母校给同学做演讲。胡小鸥是一个很朴实、很善良的作曲家。他在演讲中对学生们说,他中学的时候成绩中等,永远徘徊在二三十名。他从小喜欢弹钢琴,但弹的时候一些曲子太枯燥了,他就想:“为什么不自己弹呢?”于是他就乱弹,发现乱弹很好听,就把它记下来。他用自己能读懂的符号记下来,这就是他最早的作曲,最早的作品,这张纸条他至今保留着。后来,因为他成绩不是特别好,但酷爱音乐,学校就破格同意他不上课,在家里学音乐,准备考川音。后来他果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到川音。再后来,就到美国深造,拿到了音乐博士。

他来看我的时候,说起了我当年给他批改过的作文《悲鸿不悲》:“我现在都还记得这道作文题的由来。当时徐悲鸿的画展在成都举行,门前冷落;与此同时,一位香港流行歌星的演唱会却火爆轰动。可是,歌星演完后偷税漏税一百五十万。李老师便给我们讲,徐悲鸿的作品终究会作为中国文化的精品流传下去,载入史册,而所谓歌星缺乏社会责任感。”他说,现在某些歌星获得的太多,而对社会的付出与回报则太少太少,他对这些现象很是看不惯。我感到了胡小鸥作为艺术家的社会良知。

我今天讲这件事,是想说明天才级的学生不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但是教育可以给他一片土壤,包括空气、水分、阳光,包括他们需要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如果不是学校当时同意胡小鸥不上课,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很难说他会成为作曲家。还有,任何天才的孩子必须具备良好的人格,其天分才有意义。

我有这么四个观点。第一,创新首先是思想的创新;第二,教师应该是精神自由的人;第三,教育要给学生以舒展的心灵;第四,教育要给学生以健全的人格。

第一,创新首先是思想的创新。

这应该是一个常识,但现在人们一说到创新,往往就只是科技创新。具体到教育上,更多的是技巧创新,比如“一题多解”,比如作文的“构思新颖”,比如作文出人意料的开头、别具新意的结尾,或者是小发明、小制作等等。技术(包括技巧)的创新当然是需要的,但比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思想创新。

众所周知,一部人类史实际就是一部思想创新史。比如,我们纵观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它恰恰是一部思想创新史。邓小平的贡献在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正是因为邓小平的思想创新,给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活力,而凡是没有思想创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后都走入了死胡同——比如,固守僵化的“苏联模式”,结果导致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再看1978年中国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也是一次思想创新。我们无法说它产生了多少吨钢或者多少“当量”,但它却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因此,从人类历史长河看,思想创新显然比技术创新更重要,因为它是宏观的,是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

以上说的是巨人的思想创新。如果我们承认思想创新的巨大意义,那么,我们不妨再继续追问:思想创新的权利只是少数巨人独有呢,还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享有的?

从理论上讲,思想创新的权利当然是人人拥有,谁也不应该垄断思想创新的权利。但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思想”是统治者的专利,即使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封建残余的惯性和极“左”路线的肆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般老百姓没有思考的权利,更别说思想创新的权利了。特别是到了“文革”时代,所有独立思考的人,结局都很悲惨。今天不一样了,这是一个鼓励创新的时代,但这里的“创新”首先应该是思想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