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提及，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大意是言语如果不经过适当修辞，就不能更广泛地流传。这里的“文”，我们可以理解为文采。那么，怎样才能使言语（ 包括口语和书面语）富于文采？《论语》里记载，孔子教育儿子：“不学《诗》，无以言。”又说，学《诗》后应该具备的能力之一是“ 使于四方”的时候能够“专对”。这两处都提到《诗经》学习和语言运用的关系。如果想获得“ 言”与“ 专对”的能力，在日常谈话和出使别国时想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学习《诗经》则是前提。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学习《诗经》，是以背诵为根基的。如果想在言语中对《诗经》的内容运用自如，背诵显然是基础中的基础。
在看古代小说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惊异于古人的强大记忆力。《红楼梦》中结海棠诗社，小丫头随口说一个“门”字，迎春这样一位不擅诗词之道的少女也可以马上脱口而出：这是“十三元”的韵。黛玉教香菱学诗：“ 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这里的“ 熟透”“读”，其实就是记忆、背诵的意思。
现在的年轻人常常自嘲：“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其实，用到语文学习中，我们也可以说：贫乏会限制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这里的贫乏是知识的贫乏，而知识必须通过记忆来获得。
死记与活用
死记硬背好像是个贬义词，但如今正需要这样一种苦读精神。如果连死记硬背都做不到，遑论其他。
我上中学的时候，乃至现在，很多人都对文科有着极深的误解和偏见，曰：文科嘛，背背就行。这话一半对，一半错。对在强调了背诵和记忆，错在止步于背诵和记忆。1999年前后，高考语文考试不再局限于乃至“抛弃”了课本内的东西，课本只是引导、训练，试题所考查的阅读与写作的真正能力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确实，这些能力并非死记硬背可以直接提高的；但死记硬背是活学活用的前提，是提高一切语文能力的基础。
我们总问现代为什么出不了学术大师，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文献的查询检索越来越方便，研究者已经不再需要大量记忆。说白了，这是偷懒的后果。当然，文献数字化有非常好的一面，但走捷径也有坏的一面。有时翻看钱钟书《管锥编》《谈艺录》，翻看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元白诗笺证稿》，觉得他们的大脑就是电脑，就是数据库。其实，记住与否，记住多少，这已然是本质区别。“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个“有”并不是随意浏览过多少书就算“有”了，也不完全是见识比较高就算“有”，还是要看大脑里有多少存货。古诗文再好，必须记住、背过，才算是自己的知识。
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文化，乃至世界上一切发达的文明与文化，说得夸张一点，都建立在死记硬背的基础上。文字尚未在场时，如果没有死记硬背，文化就无法代代传承。口头传播是人类最早的传播方式之一，口头传播的前提便是：我记住了。荷马史诗的修订整理，便建立在民间艺人的口口相传上。即使文字在场，如果没有强大的记忆力，则宋代江西诗派所谓“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所谓“以学问为诗”，也就都成了无源之水。说到底，人类的知识、人类的精神之光，还是应该保留在人的大脑里。记忆，可以确证人类的主体性。
顺便提及一点，现在有很多给幼儿识字的App，理念都是用图像、音乐、色彩逗引起幼儿对识字的兴趣。但文字始终是文字，文字是与图像、音乐、色彩完全不同的人类社会交流符号，所以我始终怀疑这样一种文字启蒙是否会让幼儿混淆不同符号之间的界限，影响幼儿以后的抽象思维能力。所谓的联想记忆法其实是一种“懒汉思维”，而且与这种花里胡哨的文字启蒙也并不是一回事。真正融化于血脉的记忆，一定是建立在死记硬背的基础上。
古文与白话
以上说的是，我们应该将所谓“ 死记硬背”视为一种基本学习能力，而不是鄙视之然后唾弃之。下面我们再来谈谈古诗文本身。先来看《西游记》第十四回的一段话：
太保道：“这山旧名五行山，因我大唐王征西定国，改名两界山。先年间曾闻得老人家说：‘王莽篡汉之时，天降此山，下压着一个神猴，不怕寒暑，不吃饮食，自有土神监押，教他饥飡铁丸，渴饮铜汁。自昔到今，冻饿不死。’这叫必定是他。长老莫怕，我们下山去看来。”三藏只得依从，牵马下山。
这是《西游记》中非常普通的一段叙述，但如果是让我们现代人来写，光是“饥飡铁丸，渴饮铜汁。自昔到今，冻饿不死”这十六字描绘，就会搞出很多冗杂成分。
最近几年审阅硕士研究生论文，感觉语言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口语和书面语之间没有界限。所以我有一个猜测：是否很多人误解了“白话文”的定义？“白话文”并非口语，而是一种与文言不同的、近似口语的书面语。但不管加了多少定语，中心词仍是“书面语”。
时至今日，白话文已经固定为汉语书面语的主流形式，这是不可撼动也无需更改的。我们的语文学习，也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白话文。但看了前文《西游记》的语言，我们会有一个感受：为什么古人的白话文可以这么优美甚至近似文言？答案非常明显，因为他们受到的古诗文教育比现代人要好数千数万倍。
文化强国，语言建设是其基础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其实是一种深度思维的模式。虽然我们本土作家也出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总体上不认可中国当代文学成就者也大有人在。文学问题是一个综合问题，但语言问题是最大的障碍。我们没有很好的语言，根源在哪里？就在古代诗文。所以，古诗文是不能抛弃的。好的白话文必定建立在坚实的古诗文基础上。没有文言文打底的白话文，只能是口语。
而说到古诗，古代中国是当之无愧的诗国。我们没有必要动辄用荷马史诗等来指斥中国“没有宏大史诗传统”，有没有宏大叙事诗并不是衡量一个民族文化是否伟大的标准，西方也并不是全球文化的立法者和审判者。中国古代诗歌的成就举世无双，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由衷自豪。而且古诗是真正原生态的纯正汉语诗歌。虽然同样受到外来文化影响，但我们一直是在保持绝对主体性的前提下吸收、同化外来文化的，而不是将自己一棍子打死然后全盘西化。
诗歌本是最纯粹的文学，人类心灵最直接的欢唱歌哭。信息时代也许不再是写诗的时代，但人类的时间永远都是阅读、鉴赏、享受诗歌的时间。“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千载之下，即使用普通话的语音念出，我们也能体会到那种唇齿碰撞产生的流畅快感，体会到凝练优雅中的绵绵之情。这就是原生态汉语诗歌、最纯粹的汉语文学之魅力。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我们今天看“五四”文学革命的文献，应该明确两个前提：第一，“五四”新文学作家都有着旧学童子功，他们不论在观念上如何西化，在实际创作中却不可避免会受到传统的影响；第二，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中国人的救亡图存从器物进而到制度，从制度进而到文化，一步步深入的过程中，心情迫切可能会导致矫枉过正。“五四”精神值得肯定，“五四”的一些提法却值得商榷。
平心而论，“ 平易”“ 抒情”“ 新鲜”“ 立诚”“ 明了”“通俗”这几条并不是白话文的特质，好的古诗文除了“ 通俗”外，往往也符合这几点——且“ 通俗”与否也绝不是评价一部文艺作品水平高低的标准。古诗文与白话文并不冲突，反而是通向优质白话文的必经之路。我们诵习古诗文，也不是要复古，而是要更好地写作白话文。
误解与交流
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集体无意识”这个词，“集体无意识”可以理解为文化遗传。什么是文化遗传？比如一个英国人看到月亮，他也许会想到罗密欧与朱丽叶，想到罗密欧的经典台词：“姑娘，凭着这一轮皎洁的月亮，它的银光洒满这些果树的树梢，我发誓……”但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会想到什么呢？会想到嫦娥，想到广寒宫，想到桂树和玉兔，想到“晓风残月”，想到“明月何皎皎”，想到“碧海青天夜夜心”。罗密欧的台词与这些月亮的意象在人的心灵深处所激起的情感认知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爱情，是青春；后者是离别与团圆，是失落与孤高。
当然，上文还概括不了月亮这个意象在不同文化中全部意蕴。即使在汉语文化圈，“ 月亮”“ 新月”“ 残月”“月儿”这些不同的词语，所唤起的文化联想也各不相同。历史也许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文学中即使有伪装，却也无法把真实的自我完全割裂。和历史相比，也许文学向我们展现的，才是更为真实的古代世界。
因为文学记载的是心灵与思想。正是通过古代诗文，我们才能与祖先发生心灵碰撞与思想交锋，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嗔痴悲愁。然后我们会发现，他们并不是那个愚昧僵化的前现代的“古人”；他们其实和我们一样，高兴时，“ 漫卷诗书喜欲狂”，离别时，“ 瞻望弗及，伫立以泣”，相思时，“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样一种心灵与思想的交锋碰撞，是建立民族主体性和文化身份认同的极大推动力。说到底，语文学习更为根本性的目的就是建立文化身份认同。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更本质的并非因为血缘，而是因为文化。古诗文可以终止现代中国人面对古代时的轻狂自大，面对西方时的盲目崇拜，从而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空联结点有着更为客观清醒的认识。
最后要说明的是，我们学习语文，最终是想要说怎样的话，写怎样的文章，文采带来的效果不是雕琢字句，不是隐晦艰深，而是——又是孔老夫子的话——“辞达而已矣”。什么是“辞达”？可以看看八大家的散文，可以看看老舍的小说，它们都是“辞达”的典范。“辞达”就是苏轼所云“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就是用最简练传神的语句精准表达出内心所思所想。不论是写公文、论文，还是文学创作，“ 辞达”都是最高境界。
再深入一层，一个人的文辞与谈吐，其实是气质的表征。华辞丽句之后未必不是一个空洞的灵魂，能做到当行当止才是真正的文质彬彬。良好的语文学习一定会塑造出优雅从容、君子气度的现代中华人格。当然，汝果欲辞达，必先背与记。（作者系南开大学古代文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嵇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