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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恩师汤一介先生

时间:2018-12-06作者:赵建永来源:《教育家》杂志

汤一介:(1927.2.16-2014.9.9)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原籍湖北省黄梅县,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哲学教育家。

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第十九届亚洲与北非研究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国际道学联合会副主席。2003年起,担任《儒藏》编纂中心主任、首席专家。

 

我此生最大幸事,乃拜在汤一介先生门下,朝夕侍学,追随十八载。汤先生对学生一向要求严格,但给人印象,就像孔夫子那样,严而不厉,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他对我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我这些年的全部学术研究都离不开恩师的指导。

 

我与汤一介先生18年的殊胜缘分始自校读汤用彤的著作。我对汤先生父子道德文章的景仰,源于我自幼所受家教。家严为史学教授,曾受业于陈寅恪弟子李旭教授,随后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师从陈旭麓先生读研究生,陈先生请其知友冯契先生教家严哲学课程。而冯先生正是汤用彤的得意门生,也是汤一介最为契赏的当代哲人。由是因缘,我早读前贤之书,慕其道,心驰神往。20年前我负笈北大,立雪汤门,在60年前似已注定。

 

1996年,经教育家李燕杰教授力荐,我被张岱年先生为院长的羲黄文化研究院特聘为副研究员,才符合了到北大哲学系做访问学者的申请条件,汤一介先生欣然同意做我的导师,使我终于梦想成真。汤先生因时常外出,还委托李中华教授对我进行更具体的指导。这成为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难忘岁月,协助先生编书校书

 

初到北大,我住在圆明园新校区。那时宿舍没装电话,手机尚未普及,交通和联系都不方便。1997年中秋节刚过,汤一介先生让我搬进他在中关园里一套藏书的院落居住,并幸与张岱年、楼宇烈先生为近邻,时蒙赐教。当时由于出版社正在排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一校稿,汤先生遂让我先从《汤用彤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7卷《饾饤札记》入手来展开工作。

 

我深感此项工作对于弘扬汤用彤学术思想责任重大,为从文字编校上保证《全集》的质量,避免在这一方面有损其光辉,故朝夕于斯,至忘寝食。汤一介先生在《饾饤札记》的《编者后记》中写道:“《札记》是我们根据原稿整理成的,并经过赵建永同志逐条核对原书,改正了原稿中或整理中错漏,并对个别难解之处加上了编者注。”1999年6月25日汤先生写此“后记”时,我所加注解尚少,随后在四校、五校时越加越多。校订汤用彤的佛教音义书札记时,我在通读《大正藏》第56、57册汤用彤所看著述后,将自己补充的材料送汤一介先生过目。汤先生说:“若都加进《全集》作注则过多,日后你可写篇《读用彤先生〈饾饤札记〉之札记》详论之。”

 

追忆恩师汤一介先生

作者(左)在汤一介先生研究室向汤先生(右)汇报工作

 

1997年11月,《佛学研究》杂志把汤先生从《饾饤札记》所节选出的《读经札记三则》排印稿送过来,我连夜逐字核对了手稿和《大正藏》原文。对此,汤先生于该文后记特加说明,随即刊于《佛学研究》1997年第6期。1998年7月14日,汤先生在《国内访问学者成绩考核表》中详细评述了我的校订工作,其中写道:“由于赵建永同学对《汤用彤全集》的校阅,将使这部书的出版得以早日完成,同时也使赵建永对汤用彤的学术思想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为他今后进一步作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汤一介先生起先让我直接在汤用彤的手稿上校改,我受宠若惊,但唯恐出错或有损文物,而未敢从命。我还考虑到自己每天都随身携带汤用彤手稿去图书馆查核资料,往返途中恐有闪失,于是请求逐本复印后,我再带复本外出修订。数年来,这些手稿复印件及我们编辑人员的相关校记,逐渐积满了一大纸箱。在我硕士毕业离京时,将其寄存于治贝子园。直到2008年,因毗邻的奥运场馆失火,周边所有易燃物品都被转移出去,其中包括汤先生一屋子世传藏书和手稿。我那大纸箱存放无地,搬运费时,幸高山杉学兄来此园考察汤用彤藏书,他雅好收藏,遂将纸箱运走,代为保管至今。

 

1999年6月,汤一介先生把《校点高僧传》交付给我时,就预先在《后记》中写上经我加以校订。汤先生给予的充分信任,让我感怀至今!我根据汤一介先生提供的底本《僧传校稿》20册和金陵刻经处版、大正版《高僧传》做参照,逐句对勘以上版本,改正了大量错字和标点。暑假中,季羡林刚写成的序言送至,我订正了文中某些笔误。像季老首句原写“(用彤)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我据实际时间改“二十”为“三十”。序中核心论点是,将汤用彤比作永恒而不可超越的高山,并用比喻的方式举例予以说明:“论高山,比如喜马拉雅山、泰山、华山等等都是……孔子、司马迁、司马光……他们都是仅仅一次出现的,他们如同高山,也是不可超越的。”编辑很认真地审阅序言,还去图书馆查实世界第一到第三高峰的名称,拟替换序中的喜马拉雅山和东西二岳。我则认为季老以泰山北斗来形容汤用彤的学术地位颇为贴切,并非与珠穆朗玛峰比海拔高度。在我坚持下,此论点终于得到大家的认可,而未妄加删改。随后任继愈先生10月25日为《全集》所写“序言二”送到,我发现有的语句不尽符合现代文法标准,遂请示汤先生,先生看后说“还是尊重任先生的用语习惯吧”。

 

在整理《汤用彤全集》过程中,我写有一些编者注,对一些难解之处作解释说明,并经汤一介先生审定。自校书起,除汤先生外出和病时以外,几乎每周我都将积攒下的不敢擅自决断的各类问题,向先生请示处理意见。每次探讨耗时两三个小时左右,往往从晚饭后即开始,忽觉已近深夜。当遇到难懂的外文,也请乐黛云师母参与决断。起初我只需带一包校稿即可,后来备齐的手稿等相关资料往往多至数捆。汤先生家里的书桌实在摆放不开,先生遂不顾寒暑坚持亲临我校书处所,不厌其详地帮助解决所遇难题,每当此时先生专注的眼神便透露出对其先父深厚的怀念之情。这深切体现了汤先生传承家风家学“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精神。

 

在复核原稿过程中,我不断发现有漏掉的段落和未刊写作提纲。这些内容由我誊抄整理,经汤先生审阅后,收入《全集》。由于当时《全集》即将付印,不宜再多添加。对于一批新发现的未刊和已刊稿,汤一介先生指示说可待续编《全集》时再行收入。由于手稿中有大量引文未标明出处,故我常为核校一语而看完整部书。当时日均翻阅数十卷,晨昏无懈,夜以继日,乃至于梦中常复现类似场景。校订期间,在我尚不知晓7卷本“全集”并不齐全的情况下,总是不断梦到新发现不少汤用彤的各类文稿,仿佛有种无形的力量在不停地召唤,而后来陆续搜寻到的大批汤著遗稿竟使此梦境变成了现实。

 

北大硕士毕业后,我到南开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此间走遍了汤先生父子在这里的足迹,并调研了相关历史遗存。其后又回到北大师从汤先生做博士后,汤先生把北大儒学院在燕南园50号的院长办公室交给我使用,我平时在此整理藏书和手稿等文献。此处是一套独门院落,东邻冰心和朱光潜故居(现为范曾的画院),西邻向达故居,北邻翦伯赞故居,南边是静园,而且这里离58号的汤用彤故居很近。

 

汤先生有每天阅读各种报刊的习惯,对最新学术动态非常关注,看得也很仔细。近年来,每次与汤先生见面,他总是先说在某报刊看到了我所发表的新作,并不时予以点评,还特别叮嘱:文中所提到的一些用彤先生遗稿,《汤用彤全集》尚未收录,希望以后能收入《全集》续编。当得知我还有他没看到的新作时,还会让我给他也复印一份。我们这类来往,汤先生在《星云日记》中也多有记述。

 

上述与恩师相处时间之优厚,是我的幸运。当时我与汤先生所谈问题及解决意见,多记在笔记本上,其中部分内容为先生亲笔所书。数年来,写满了两大本。还有先生写给我以各项编纂工作为主要内容的上百封手札,我都珍藏至今,永为纪念。

 

十八载倾心指导我著述

 

我在学术成长道路上多蒙汤一介先生、乐黛云师母、李中华、乔清举教授诸师长的关爱和提携。先生学识渊邃,鱼渔俱授,言传身教,令我不仅学到新型知识结构和方法,还明晓了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受益无穷。汤先生于我著述架构颇费匠心,文中每一进展无不凝聚着恩师心血。实际上,我这些年来著述的主要观点,基本都是自1996年开始,在汤先生的精心指导、反复讨论和审订下提出的,因此说成是师生的合著也不为过。今存大量经汤先生亲笔修改的文章手稿,先生的费心可见一斑。

 

就“普遍和谐观念”研究来说,汤先生早在1984年即于《中国社会科学》首倡“和谐的社会”之说。1990年代,为批驳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汤先生与乐黛云师母都格外关注“和而不同”的问题,让我帮忙在《四库全书》等古籍中查找“和谐”一词的相关原始文献资料。以此为基础,我在汤先生指导下,于2003年把《普遍和谐观念系统的内容结构和现实意义》一文草成初稿,并获北京大学第十一届“挑战杯”——五四青年科学奖。该文提出:汤一介先生对围绕着“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运转的“普遍和谐观念”四层面的论述,发展了梁漱溟以人生三大问题为核心的文化观和严复的自由观;从自然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到身心和谐有一递进式层次关系。此文述而广之,通过诠释学理论一以贯之的运用,力图使“普遍和谐观念”系统化,以探求社会和谐的哲学基础。当时的北大新闻对该文有报道,成为呼吁构建和谐社会的先声。当年我本应及时投稿《中国社会科学》,因忙于工作而未顾及。

 

后来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并阐发了汤先生建构的哲学体系,增补改写成长文《汤一介先生与“普遍和谐观念”的重构》,刊于汤一介先生80华诞暨从教55周年纪念文集《探寻真善美》。汤先生颇看重该文,视为了解他哲学体系的导读,还将全文转载到《汤一介集》第十卷。

 

自来天津社科院工作和南开大学读博后,汤先生对我的关怀一如既往,使我的科研水准进一步提升。我18年来研究汤学的专著《汤用彤与现代中国学术》,在我做博士后时,汤先生就已审订全书,屡屡催我尽快出版,并为拙著写好了长序,还出面为我联系出版事宜。当时我对拙著总是心感不满,一直在修订完善之中。现在想来,我真是不该推辞先生命我立即出书的美意,没能让汤先生眼见其出版,怅憾何及!2015年该书终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师从汤先生的近20年中,我博士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等项目,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诸刊撰文百余篇,还写成《汤用彤评传》《汤用彤编年事辑》《汤用彤年谱长编》等二百多万字的研究著作,正陆续出版。汤一介先生对此煞费苦心和深心。如,为便利我查找珍稀文本,他2011年郑重给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修书一封,托我带去。我的武大之行,受到郭教授的大力支持,并将《汤用彤评传》列入“湖北国学大师丛书”(即将出版)。汤先生对拙编《汤用彤学术年谱》也进行了仔细的审定,为之亲撰“体例说明”,并将拙编收入增订本《汤用彤全集》第11卷。

 

上述汤学系列著述的完稿并非我研究汤学的结束,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今后拟在尽快把汤用彤父子遗稿整理出版的同时,以研究他们的学术思想为切入点,延伸到相关哲学文化领域。一是在汤用彤父子对汉魏晋南北朝儒、道、释研究的基础上,进而梳理三教互动关系史;二是通过对汤用彤父子及其师友们的研究,而扩展到近现代文化史领域。如今在新起点上,衷心祈盼这项研究能为中国哲学文化的繁荣发展以及文明交流互鉴规律的总结提供有益资源。这也是学术良心的“无上命令”要求学人必须负起的责任。

 

“虽将迟暮供多病,还必涓埃答圣民”

 

1998年春节期间,汤先生陪同乐黛云师母去海南岛度假,忽发现有咳血症状,经医检为肺结核而住院治疗数月。此间,《全集》事务多由乐师母代理。汤先生还安排,校订遇到的具体问题,由孙尚扬教授和我协商解决。在这次住院期间,汤先生对治疗预后一度悲观,对各种工作进度也表现出焦虑情绪。这从他与刘大钧教授的交往和给我的手札中都有所体现。从此我感到,乐师母开始对医学很感兴趣了。时值北大百年校庆前夕,她引荐我认识一位研究预防医学的老校友,并让我参加在北大资源楼召开的医学会议,张其成诸先生与会。师母叮嘱我,重点了解有关疾病预测和防治方面的资讯,并做笔记,回去汇报。

 

汤先生肺病痊愈后,又经过中风、肝硬化,再到肝癌等一系列重病消磨,逐渐人老燕园。我初见汤先生时,他虽已年近七旬,但身体尚健,有时为了节省时间还大步流星地快走,自行车也能骑得较快。几经大病之后,他才逐步拄起拐杖,最终坐上了轮椅。我曾见汤先生在治贝子园会议室因过度操劳,半躺半靠在沙发上小憩,健康状况令人担忧。考虑到汤先生可能在半夜有突发情况而急需找人帮忙,我改变了以往在家入睡前拔下电话线的习惯。这样尽管入睡后不时受到误拨来电的干扰,但我还是一直保持着开机状态,随时待命。

 

汤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致力于研究儒道释等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时代课题。可惜,未久他病情恶化,赍愿以终。

 

先生暮年心境与其父一样“虽将迟暮供多病,还必涓埃答圣民”,只要身体许可,他就总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并认为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汤先生临终前还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为《儒藏》工程尽力。”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国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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