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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林:应立法保护儿童心理健康

时间:2019-07-11作者:王湘蓉 吕 虹来源:教育家杂志

陆林,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主任;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科技部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PI、北京大学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PI。主要从事精神心理疾病和睡眠障碍的临床治疗和发病机制研究,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SCI论文200余篇,总引用1万余次,在精神病学和睡眠医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陆林:应立法保护儿童心理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14年的《世界青少年健康报告》指出:2012年全球有大约130万青少年死亡,15~19岁为高风险阶段;自杀是全球青少年死亡的第三大死因;在10~19岁青少年中,抑郁症是致残和致病的主要原因。

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这无疑为中国的心理健康行业打了一针强心剂。

据统计,我国由精神疾病导致的疾病负担占非传染性疾病总负担的13%,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沉重负担。而从全球范围来看,精神疾病的负担仅次于心血管疾病和癌症,为第三大疾病负担源。《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相关数据同时表明,我国10% ~ 15%的儿童存在焦虑抑郁、行为障碍等心理卫生问题,留守儿童群体内甚至高达30%。

有效阻击青少年精神心理疾病,需要病患群体、医院和整个国家的重视和参与,加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对于个人成长、国家人才培养、社会的和谐发展,都具有时代意义。日前,针对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我们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教授。

 

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非常复杂

 

《教育家》:陆院长,我们了解到,您主要从事精神心理疾病的临床诊疗技术和发病机制研究。那么,我国现阶段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面临的挑战都有哪些呢?您作为“中国脑计划”中研究脑与精神疾病专家组的成员,您认为精神疾病研究在脑计划中的地位与预期如何?

陆林:从精神疾病的发生情况来看,我国儿童孤独症发病率近几年增加明显;在青少年中,由于学习压力导致的睡眠障碍与抑郁症的确诊率也逐年升高。要说挑战呢,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国家层面的立法。尽管有儿童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对儿童心理健康方面的立法还有所欠缺。二是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当前,学校、家庭往往更看重学习成绩,对儿童心理健康重视不足,这导致孩子成长压力过大,容易让孩子出现焦虑的情绪。目前比较普遍的不适切的隔代抚养、学业应试压力等,都是心理健康问题加剧的因素。此外,社会对心理卫生疾病的认知水平普遍不足,重视程度不够。理念层面的制约最为严重,比如早期,家长、老师对心理问题并不了解,这在留守儿童群体方面尤甚。三是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目前,我国儿童心理健康相关医务人员数量不足,全国儿童精神科医生不足500人,父母寻求专业帮助的渠道有限。

常见精神心理疾病患病率的增加,一方面和社会发展太快,竞争压力增加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公众对心理疾病的认识提高,使这类疾病更易被发现有关。

30年前,一个人如果愁眉苦脸、郁郁寡欢,周围人往往以为他在闹情绪,而现在大家慢慢认识到,他可能是抑郁了,会给他多些包容。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非常复杂,远远超过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等。人类的器官中,最复杂的就是大脑,对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我们还知之甚少。精神疾病的复杂性、病因机制的不明确性,提示我们需要从国家政策、专业领域等层面,重视精神医学。在“中国脑计划”项目中,抑郁症、自闭症和老年痴呆成为最受关注的三个领域。希望通过“ 中国脑计划”建立抑郁症、自闭症、老年痴呆的队列研究,对脑部疾病的诊疗方法和干预措施开展进一步探索。

《教育家》: 现在社会、学校、家庭对于儿童身体健康的 保障相对完善,而早期精神卫生筛查是相对薄弱的。您作为国内研究精神心理健康问题的权威专家,在您看来,如何判断孩子出现了心理问题呢?

陆林: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家长和教师如果有这方面的意识,就可以学习和观察。一是纵向观察孩子的日常生活习惯,包括饮食、睡眠、学习等。如果孩子以前一切正常,近期突然出现食欲下降、失眠、做噩梦、学习注意力不集中、成绩下降等现象,这些都可能是抑郁等精神心理问题的早期表现,需要我们家长和老师引起重视。二是横向比较同龄孩子的行为,包括日常学习方式、学习进度、社交态度、体育运动状况等。如果他们行为明显不符合常态,和其他孩子明显不同,做事懒散,社交退缩或疑心很大,都需要引起重视,寻求相关专家帮助。

 

应将心理辅导机制纳入学校常规教育体系

 

《教育家》:有资料显示,青少年期是精神心理疾患早期症状出现的高发期,而在儿童青少年阶段进行诊治,比成人阶段更为有效。例如抑郁症的早期筛查,请问,目前国内青少年的抑郁症发病率怎样?在病症早期,如何进行干预?

陆林:精神疾病对青少年及年轻人,尤其是15 ~ 30岁这个年龄段带来的负担尤其明显。这一年龄群体正是社会未来建设的生力军,精神疾病对患者本人及整个社会的影响都很大。具体到抑郁症,其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清楚。我们知道,首先研究发病机制要立足大量准确的数据样本,目前,我国抑郁症患病率约为5%左右,然而18岁以下青少年精神疾病的患病率,目前没有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结果。这就需要由国家层面牵头进行顶层设计。

的确,很多成人精神心理问题起始于在儿童青少年阶段,如能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将会获得较好效果,即早发现、早治疗、早恢复。但实际情况是,社会、学校、家长常常忽视或不懂得识别,病人往往发展为慢性,变得难于诊治。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抑郁症患者的就诊率不到30%,也就是说不到三成的患者会主动寻找医生帮助,农村地区的抑郁症就诊率更低,甚至低于10%。

目前,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资格国家标准尚未出台,儿童青少年属于多动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的易感人群,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心理治疗师制度,将心理辅导机制纳入校园常规教育体系。抑郁症表现多样,需要精神科医生、内科医生、心理咨询师等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共同参与,形成协作模式,做好患者转介,提高诊疗效率。比如有些孩子处于疾病前期,并不想去医院问诊,学校、社会的心理咨询机构就可以提供时间相对充足的心理疏导服务,做好疾病前的早期干预;若情况严重,就转给医疗机构,等情况好转,需要心理疏导时,医疗机构再转介给咨询机构。这种模式实际更有可操作性,对患者也更有帮助。当然,这也需要政府制定良好的患者转介机制。

《教育家》:抑郁症患病率约为5%,成了一种常见病,但目前中国社会对抑郁症还存在比较多的误解,怎样看待这种情况?

陆林:青少年是抑郁症的易感人群,青少年正处于人生的极大变动期间,属于精神敏感人群。在成年人群中,抑郁症女性比男性患病率高。这里面包含多种因素,如女性在生育、工作之外往往还要承担较多的家庭责任,产后抑郁等也是常见情况。还有一类易感人群是老年人,比如“退休”带来的生活失落感导致的抑郁情绪等。

在综合医院就医的病人中,抑郁症的平均识别率只有20% ~ 30%。这除了医院各科室医生对精神心理的知识训练不够外,还有老百姓存在病耻感的原因。其实抑郁症跟很多其他病一样,与人的道德、品格、人格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很多人即便已认识到自己可能是抑郁症,也不愿意告诉别人,也不愿意找医生。所以,很多病人识别不出来。实际上,很多首次发病的抑郁症患者如果得到完善的治疗就不会复发。但如果治疗不彻底会增加复发风险。

《教育家》:您曾研究发现了快速抗抑郁的新靶点,我们也了解到许多抑郁症患者对于用药有许多顾虑。请问,抑郁症的治疗一定要用药吗?目前上市的抗抑郁药安全性如何?

陆林:很早以前研发出的抑郁症治疗药物虽然疗效尚佳,但是不良反应较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随着精神学科领域的研究不断发展,目前的药物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减少了不良反应,患者的日常生活并未受到太多影响。同时,一些新的治疗方法也正在研究中,不久的将来相关的技术临床转化可帮助病人更好地减轻痛苦。

关于用药的问题,中度以上抑郁症的治疗建议进行药物治疗,如果门诊药物治疗效果不好,可能还需住院。当然,药能帮助病人解决一些问题,但不能仅仅靠药物。如果只是轻度抑郁,一般建议病人通过适当的体育锻炼、健康的生活方式、充足的睡眠、良好的支持,或在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下克服抑郁症状。

对于抑郁症的治疗,除药物治疗外,病人还可以进行物理治疗和心理治疗。这也是全世界通行的做法。我们一般建议:第一次药物治疗,最少要服药6~12个月,不能吃几天就停了;如果复发,第二次服药至少需要坚持2~3年;如果第三次复发,我们建议终身服药。

对于抑郁症来说,一定是早发现、早治疗效果会比较好。具体病到了什么程度,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什么时候停药,要由医生来判断。目前市场上常见的抗抑郁药也有十几种,一般都是安全的,除了安定类药物之外,也很少出现药物依赖性。

 

应将挫折教育和心理疏导设计成课程

 

《教育家》:您觉得目前儿童青少年精神问题的干预治疗过程中,如何形成适切的家校共育?

陆林:刚才说了抑郁症,再说自闭症,这类疾病往往是先天与后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遗传。比如“老夫少妻”这类模式的婚姻家庭出现自闭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儿童比例就高于正常同龄段夫妻的家庭。但遗传之外,后天的作用也很明显。有些孩子一直潜伏着这类基因,但他终生不会外显成疾病,这也与后天成长的环境和人的性格紧密相关。

家校共育就是家庭、学校、老师给予孩子多方面的支持体系,这在干预治疗中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和谐的家庭关系和家庭氛围,能给青少年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家庭关系差,或父母的关系长期不和谐,或单亲家庭,孩子发生心理问题的机率会增加。父母的教育方式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紧密相关,家长应避免给青少年过多的压力和关注,应注重了解孩子的内心想法,多表扬孩子,让孩子感受来自现实生活的成就感。

学校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要把心理健康教育润物无声地纳入各项教育活动,要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文体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除了学习之外,同伴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对青少年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有些青少年的精神疾患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心理疏导,导致自伤、自杀的悲剧发生,所以学校的课程体系需要调整,应将挫折教育和心理疏导作为常规的教育项目,设计成学校的课程。希望学校能够努力营造有利于学生成长的良好氛围,做好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比如通过个别或团体的咨询、电话咨询、网络咨询,还有丰富多彩的班级活动,促进孩子心理健康的发育,减少不良行为和心理问题的发生。

对青少年自身而言,要正确认识网络,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加强体育锻炼,培养自己兴趣;要适当锻炼,规律生活,建议每周要有一定的锻炼时间。除了特殊情况外,尽量不熬夜。

 

避免出现“网瘾少年”,最好的治疗就是预防

 

《教育家》:近年来,对于网络成瘾是否是一种疾病,社会争议较大。2018年6月,世卫组织宣布将游戏成瘾列入《国际疾病分类》,“网瘾少年”再次引发社会关注。我国有没有网络成瘾的相关诊疗标准?您对此有什么预防与治疗建议?对于一些药物成瘾疾病的致病成因,是否与抑郁等情绪也存在共病性等关联?

陆林:目前,我国还尚未发布针对网络成瘾的诊疗规范,但正在制定当中。网络成瘾是比较复杂的综合性问题,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讨论和认识,才能形成诊疗规范。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许多网络成瘾的孩子会伴随其他精神心理问题,比如网络成瘾者中约有五分之一的人罹患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抑郁障碍或焦虑障碍也远高于一般人群,同时也易伴生与父母关系问题、学业问题等。

除了网络游戏本身的成瘾,还有很大一部分孩子是对网络上的不良内容成瘾,例如沉迷于网上的日本成人动漫、成人直播等,延续到生活中就时不时出现很多类似的模仿行为。

遇到这类比较严重的问题时,家长就应该去专业医疗机构,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比如说咨询心理治疗师、专科医生,绝对不能讳疾忌医。我接触很多病例里,很多父母长期不承认这个现实,时间拖得越长,问题会越严重。

最好的治疗就是预防,我的建议就是加快相关法规的制定,依法依规管理青少年的网络行为,通过证件、面孔识别等人工智能手段,限制青少年(包括成人)的在线游戏时长。

对于网瘾,目前还没有成熟的药物治疗方案,主要还是靠心理疏导。但是近年来,抱有“病急乱投医”心态的父母把孩子送到“戒瘾医院”和“戒瘾学校”接受“专业”的治 疗。曾经,电击疗法治疗网络成瘾一度受到许多家长的追捧,然而,这种无临床研究和循证医学依据的治疗手段,给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巨大伤害,包括极大的恐怖和应激创伤。所以对于网瘾的治疗我强调一定要去专业科学的心理机构和医院,借助科学的治疗手段对其进行干预。

 

【记者手记】

 

初春时节,天气仍是寒凉,伴着午后斜阳,我们如约来到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五楼的会议室,一身医者白衣的陆林教授已经在此等候。作为教育记者,采访医生并不多,正是因为这一袭白衣,如清风一缕,让人莫名心安,跨界采访的拘束感瞬间荡然无存。初见陆林教授,以为他会给人世事练达的持重感,不曾想举手投足之间,竟是朝气勃发的书生气度,让人不觉莞尔。采访中,他用极“科普”的大白话回答我们所提问题。并就我国儿童青少年的教育问题直抒己见,亦是深入浅出,对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疾病进行了理性分析。记者的笔尖记录着时代,也见证着时代的发展,那些推动时代前进的磅礴力量,应该流淌在记录时代的文字中,凝练成时代的符号。对陆林教授的采访,也是一次记录,如果用最直观的语言来表达的话,那便是——医者之心,悬壶济世,朴素而温暖。

刊于《教育家》2019年3月刊 总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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