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祥

出生于1940年8月，浙江奉化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96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应用数学专业，从事计算机信息系统、密码工程、信息安全体系结构、系统软件安全（安全操作系统、安全数据库等）、网络安全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先后完成了重大科研项目20多项，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军队科技进步奖10多项。

我始终认为，自己足够“三生有幸”：求学时攻读自己最喜欢的专业，之后从事的工作与所学完全一致，而自己所学所做又紧扣时代的脉搏，可以作为一生的事业。最终，学习成为乐趣，工作也成为乐趣，人生何其幸也！

而这一切，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某一天，我在报纸上读到的一句话：“沈昌祥院士建议，要像重视‘两弹一星’那样去重视信息安全。”正是在那一刻，我对这个领域心向往之。但当时尚在读本科的我，无论如何不敢奢望有朝一日能够拜于沈院士门下。至于后来机缘巧合，我不但师从院士，更有赖“沈院士弟子”的标签，以全日制博士生的身份借调到国家信息安全协调机构，很早便参与了我国第一部信息安全国家战略的起草工作，从此在这条路上一直前行至今，这则更是预料不到了。

在直接关系国家安全的这个工作领域，我在任何时候都得到了组织上的极大信任，这种信任的源头，除了组织程序外，也与我是“沈院士弟子”不无关系。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老师以其赫赫之光、深厚学识，一直在给予我勉励和扶持。

而我，只是老师培养的100多名博士中的普通一名。

对所有学生，老师都倾其所有，给予我们了太多。其中最宝贵的，是老师倡导的“三做”——做人，做事，做学问。读博士时，我们都已年过弱冠，人生观、世界观早已形成，但“三做”无疑为我们重塑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我们在人生道路上能够走得更加稳健。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做人

“做人”被老师排在首位。一些弟子对于同老师讨论学术问题感到“发怵”，认为老师严厉，总是毫不留情指出技术上的错误。但实际上，老师很宽容，即使是简单如ABC的问题，老师也会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解。这么多年来，我只见过老师在一件事情上对弟子动怒，即有关人品问题。在老师看来，弟子们基础不同，天赋各异，老师都会因材施教，但人品是红线，老师也为此痛心开除过个别弟子。“事业随人品，今古几麾旌；向来谋国，万事尽出汝书生”。老师在为弟子负责，更是在为国家负责。

在“做人”方面，老师始终以身作则，立言立行。我感受最深的有三点：

一是以身许国。“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作为技术特级军人，老师拥有无比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拳拳爱国之心，为戍守网络边防、维护国家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我一直为老师主导了那么多的国家网络安全重大工程实施、带动国家信息安全保密技术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而感到钦佩，直到有一天我才意识到，我们对老师贡献的了解，其实只是很少一部分。一次，某国外媒体为了歪曲中国的技术合作政策，刻意强调老师作为项目顾问的军人身份，并指老师曾参与国家某重大工程建设。这家媒体在发稿前，我专门去同其交涉，要求其撤掉不实描述。回来后向老师报告此事时，老师淡淡地说：“他们说的其实没错，我确实参与了，只是没同你们提起过。”

二是宠辱不惊。老师早已功勋卓著，但作为我国可信计算技术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以耄耋之年，依然在为可信计算的推广应用而殚精竭虑。他的梦想，是解决信息系统不安全的根本原因，改变我国网络安全被动防护的局面。这一点恰恰被很多人不理解，因为网络安全界有多种理论和技术路线并存，替代性的技术必然带来原有产业格局的调整，很容易得罪人。但老师对可信计算技术方向十分执着，执着到被人认为“固执”。这是一种基于深刻洞察而对真理异乎寻常的坚守，是对国家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

为了将理论变为实践，为了改变外界对可信计算产业化成本高、难度大的认识，老师深度参与和指导了可信计算产业的落地，也因此被一些人误会。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老师对此从不介怀，更无辩解。时间线需要放得更久一些，历史会对此作出评价。

三是敢于担当。网络空间的国际斗争异常激烈，而我们又在核心技术方面受制于人，导致我国网络安全工作时常面临棘手局面，这时候专家的意见往往十分重要。三峡大坝等一批重大工程运行前的安全评估、Win10等大型复杂IT产品的安全性审查，往往事关重大，老师作为专家组长，肩负着国家的重托，但于个人，却是屡屡押上一生的荣誉。老师的那支笔，其实重千钧。老师的铁肩，担起了国家的道义。

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做事

做学问是为了解决问题，仅有激情和愿望远远不够。老师为我们总结了通向成才之路的三个要素：功基、开拓、有作为。要储备知识，使功基扎实；要锻炼能力，奋力创造开拓；要有所作为，报效国家与社会。

“大人不华，君子务实。”老师的教诲，实际上是从两个方面对弟子们提出了要求。一是要秉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注重实效，切忌好高骛远、华而不实，更不可虚有其表、纸上谈兵。二是要辩证做事，讲究工作方法，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

红楼梦中有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曾一度认为，这无非是教人圆滑，与“学问”“文章”又有何干呢？但看到老师对某项重要网络安全制度提出的实施建议后，我突然明白了老师要求我们学会“做事”的道理。

在一次专家会上，老师提出，要为某项制度的实施造势。造势？这似乎不应该是院士级专家关注的事情，我最初这样认为。但后来看到，这项制度之所以顺利实施，关键在于通过广泛的宣传，得到了社会的广泛理解和支持，关键在于调动了政府部门、重点行业、企业的积极性。由此看来，“造势”实为必须。

这件事情使我懂得，做好一项工作，方法十分重要，一个合格的专家，必须“胸怀韬略、腹引机谋”。而其中的关键，则是学会如何与人打交道，练达人情，洞明世事。做一件事情，无论动机多么好，如果不能取得共识，大家都反对你，找不到帮手，那怎么可能做成呢？还有什么意义呢？

左晓栋与沈昌祥先生合影

老师的确也是在日常工作中这样指导我们。某次夜里十点钟，老师打来电话，提醒我在某部委专家会上的表态不妥。老师对我再次强调了说话、做事的重要性，对弟子的爱护之情、提携之意溢于言表。

老师也对如何“做事”做了垂范。正是老师不懈努力，历经十余年终于推动国家设立了“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为我国网络安全教育事业、人才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间经历了大量沟通协调、解释工作，艰难困苦一言难尽，但老师从来都是坚韧不拔、百折不挠。最终事随人愿，盖因方法正确，路径得当。我常会想，在老师这些年为国家网络安全呕心沥血的过程中，除了躬耕于科研一线外，更耗费了大量的心血推动很多具体工作的落实，在努力“做事”，实在功德无量。

秉心识本源，于事少凝滞——做学问

作为我国网络安全领域的顶级专家，老师有很多专家职务。有三个专家职务是老师在自我介绍时常常出现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网信办专家咨询委员会顾问、国家三网融合专家组成员。

事实上，网络安全的范畴太广，一个人很难精通这个领域的每个分支，甚至有的分支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常人难以跨越。老师的上述三个专家职务，分布在硬件（集成电路）、信息系统、网络这三个不同的领域。正是对这些领域同时精通，才使老师做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老师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3项，军队各类科技进步奖17项，而上述2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一个是安全操作系统方向，另一个是密码方向，这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分支。

但我以为，老师在“做学问”方面的最大成就，是发展了网络安全的学科体系，并且创建了网络安全工程方法。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教书育人方面，老师所传授的，已经不再是固化的网络安全知识，而是一种思想和方法，为弟子们在科学研究、工程实践中实施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工具。

曾经有一个时期，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业界将防病毒、入侵检测、防火墙等功能集于一体，研发了一款放置于网络边界处的产品。老师直接指出，这款产品是失败的。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一个涉密单位的门卫，其职责是负责边界安全，主要手段是检查出入人员的身份，但其绝无可能去检查进出领导的公文包，因为他没有获知公文包里文件的内容的权限。

同样的道理，网络边界处安全设备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验证进出边界的网络流量，阻断非法网络接入，但其决不能去检查每一个数据包的内容，决不能去打开每一个邮件。否则，攻击者只要攻陷网络边界，就一切万事大吉。就像攻击者通过对保安行贿，就可以直接获取领导公文包里文件的内容。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老师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安全模型，如果其在现实社会找不到对应，那么这个模型一定是错的，因为它违反了社会规律。

听了老师的教诲，我豁然开朗，原来网络安全的方法学是这样的！即使不是学习网络安全，不是攻读工科，而是攻读文学、历史、音乐，恐怕也是此理。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学科，应当是没有界限的。把一门学问做到极致，招式已然不重要，而是境界。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老师一直希望弟子们能够超越他。虽然达不到老师的期望，但我将始终牢记老师提出的“三做”，踏踏实实做好点滴的网络安全工作。

（本文刊于《教育家》8月刊第四期，原标题《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记沈昌祥院士“三做”》，作者左晓栋系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