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乃彦院士念念不忘的是，他走上工作岗位后又和一批大师相遇，成为他们的学生、下级和助手。王乃彦从中受益匪浅。他觉得这些大师级科学家一方面学养深厚，精通业务，极具开创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在治学、干事业方面秉持科学态度，体现的是一种先进的科学文化。

记者：看有关您的资料，知道王老对于工作后又遇到那么多优秀的前辈科学家念念不忘。您对这一时期所受教益的体会能给我们讲讲么？

王乃彦：1956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原子能研究所，组长是钱三强先生，做中子能谱学研究。

从1956年开始,钱先生指导我做在原子反应堆上的中子飞行时间能谱仪研制和中子能谱学的研究

1959年，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在原子能所工作的三年中，钱三强先生曾听过我所作的第一次学术报告，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后来他决定推荐我前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是当年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兴办的研究所，主要进行核科技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简称“联合所”。参加的国家有苏联、中国、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12个。研究所坐落在莫斯科州北端，平静的伏尔加河和白桦、红松林环抱的国际科学城杜布纳。1956年秋冬起，中国先后由核工业部、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从全国各地区选派科学家和青年赴联合所工作，王淦昌先生曾被推举担任该所1958-1960年期间的副所长。

第一次我的个人材料寄到联合所被退了回来。附言写的是：请你们派一位至少有相当于副博士水平的人来。钱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说“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还是你去。我又把你的材料寄回去了，告诉他们，我们就是选有副博士水平的人”。

钱先生当时在国际上也是一位有名望的科学家。在他的坚持下，对方同意了。作为第二批人员，时年24岁的我破格获得资格，临走前钱先生说了很多鼓励我的话,要我努力学习和工作。我在联合所中子物理实验室工作了近6年时间。当时正是王淦昌先生在那里做副所长任届期满，准备回国的前夕，王老亲自领着我去见当时实验室主任、诺贝尔奖获得者弗朗克院士，两位科学大师协商后对我的工作做了安排。后来，钱三强先生去苏联开会参观杜布纳研究所时，问我的室主任弗朗克院士，王乃彦工作表现怎么样？室主任回答说:“我很满意，但不知你们满意不满意，最后等回国后，你们就知道了。”

对我帮助、影响大的还有周光召先生。我在北大读书学习电动力学课是胡宁教授主讲，周光召先生是助教。推导公式的时候，黑板上写不下，胡老师就说，这段公式在我的讲义第多少页，哪位同学看不懂就去问周光召。我们同学都知道，周光召先生的天分极高，同时他又极用功。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周光召在图书馆熬夜的事。我们也想在图书馆多待一会，但是宿舍到点熄灯。周光召住在助教的宿舍，他可以不走。可是他老不走，管理员没法下班。后来管理员索性到点就把钥匙交给他，嘱咐他走时把门锁上。

回国后我被分配到九院实验部工作，从事核爆现场的近区物理测试工作，用数理方法对我们测量结果加以处理。有一次一个复杂计算怎么也推导不出结果来，查了很多资料，绞尽脑汁搞了好久。适逢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同为代表的周光召过来问我在忙什么，我告诉他推不出结果来。他说“我来试试。”他拿过去弄了十天左右，我在会场看到他坐在主席台上一直不停地写写画画，会议期间身边没有任何参考书，就靠着平时的数学物理功底。后来他给了我一个完整、理想的答案，共写了7页稿纸。

和这些师长接触，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一种精神，人要有理想、有追求。他们都有以国家大事为己任的情怀，有为人类谋福祉的志向。有了这种精神，“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干事业时不畏艰难，不计名利，耐得住长期寂寞，坐得稳冷板凳。这其实就是科学精神的精华，科学文化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