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国情师生缘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战火很快延烧到南京。不少机关、工厂都准备内迁，国民政府下令，接近战区的各大学另筹开学办法，以策安全。吴贻芳率校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学校撤出南京，只留下一部分行政人员成立维持委员会，由华群女士任主任，负责保护校产。

吴贻芳选择了三个学生相对集中、比较安全又便于与其他教会学校联系的地点，继续师生的学业。一处是上海，女大学生较多，特别是高年级学生，与在上海的其他四所教会大学合作办学。第二处在武昌，有本地籍学生三十五名，上课在华中大学。第三处在成都，学生人数较少，华西大学借予校舍。后来武昌很快成为日军下一个主攻目标，吴贻芳果断决定结束在武昌办学，前往成都。1938年3月初，金陵女大校务委员会在成都召开会议，认为学校分几处办学，困难多多，特别是学生的精神文化熏陶更难以达标。于是吴贻芳决定将学生全部集中于成都办学；对在上海的学生有三种选择，一是随学校去成都，二是继续在上海借读，三是转学到其他大学。后来有五名学生随六名教师去了成都，有31名学生在上海其他教会大学借读，直至毕业。其余学生全部转入圣约翰大学。这样金陵女大在上海的校务全部结束。到了五月份，除了在南京的留守人员外，金陵女大的全体师生和部分教学设备都迁到了成都。这段时间，吴贻芳到处奔波，含辛茹苦，带领学校顽强度过了危难。

金陵女大在华西坝重新开课。国家的危难，使师生们受到磨砺锻炼。吴贻芳校长鼓励学生，要求她们“艰苦建校，抗日救国”，提倡“努力读书，后援抗日”并支持学生们创办农村服务部，鼓励她们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还组织了救护队和妇女手工班等为前线服务。1939年10月，吴贻芳在学校作《如何振作精神》的演讲。她指出，为达到抗战胜利、建国必成的目的，精神力量的增加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在于实际表现。因此她号召同学们用自己的具体行动来支援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承担起作为一个中国国民的职责。会后她又带头捐款为前方将士制寒衣。

在艰难困苦之时的金陵女大，校长就像母亲，老师作为导师也要对学生全方位负责。学生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浓厚亲情的家庭气氛，对于学校也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

吴贻芳校长笃行 “教育救国”理想，放弃了心爱的生物专业，全身心投入到金陵女大的建设和发展上来。她以校为家，住在学校，吃在食堂。新生入学时候，吴贻芳校长总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给同学们讲授校史，介绍情况。在她看来，“新生刚入学，一切都很陌生，还有点胆怯”，她要亲自给新生讲这些，帮助她们熟悉环境，更好地适应新生活。新生入学后，她总要到宿舍去看看，问寒问暖。早先金陵女大属于“贵族”学校，学生家庭非富即贵。但是吴校长接任后，扩大招生规模，平民女儿成绩优秀者也可以考入金陵女大。对于一些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学校设立奖学金予以补助。

1943年3月，吴贻芳和晏阳初、桂质廷、吴景超、李卓敏、陈源组织“六人教授团”前往美国，以学者的声望，游说美国开辟第二战场。在美期间，吴贻芳的时间排得很满，尽量多参加活动。在美国基督教联合会召集的特别会议上，吴贻芳介绍了抗战中的中国妇女，抗战中的金陵女大。她的讲话情真意切，很能打动人。六教授的美国之行，使美国人民了解了灾难深重的中国，看到了中国人民坚决抗击日寇的决心和行动，美国总统罗斯福赞誉吴怡芳为“智慧女神”。

1945年在美国旧金山隆重召开联合国制宪大会。中国政府派出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为首席代表，董必武、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胡适、吴贻芳、李璜、张君劢、胡霖等人为代表，施肇基为高等顾问的代表团。吴贻芳是唯一的女性，这在妇女界引起了轰动。重庆妇女界在国民外交协会的礼堂欢送她，她即席讲话说：“我对于和平有一个希望，就是觉得第一次的国际联盟太重理想，此次第二次世界和平的建立当靠武力；但最高的理想是民族互相谅解为重要的鹄的，即所谓世界大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血汗的经验，我们知道精神与道德是不可忽略的，不再使武力胜于正义，我们要维护世界的永久的和平。”

制宪会议上中国和英、美、苏分在同一小组。在一次讨论联合国宪章时，各国都有代表发言。轮到中国代表时，吴贻芳站了起来走上主席台。她环视了一下会场，瞧了瞧手里准备好的发言稿，放在一边作了即席发言。她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讲起，谈到近代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情况，谈到中国人民决心战胜一切侵略者的决心和行动，阐述了中国政府对维护世界和平的看法以及对联合国宪章的意见。她引经据典，娓娓道来，在场各国代表都被她的精彩演讲而吸引。发言结束后，会场上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人们说，在国际讲坛上看到一位妇女有如此风度，能作如此精彩的演讲实在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