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的道路上，只有我和几十位校长，还有一部分力挺我们的老师，在万里追匈奴！万里行军，回头一看，孤军深入，既无援兵，又无粮草！”

课改被叫停后，郝金伦用以上的话，表达自己复杂沉重的内心。

声 音

“我们最不缺的是‘叶公好龙’式的人物，整天叫嚷着改革、改革，当改革真来了，他们惊慌失措。”郝金伦说。

“如果我勉强地、满脸堆笑地、献媚地说——我要为您家孩子好，拜托，请支持一下——这是非常可耻的事情！”郝金伦又说。

离开涿鹿后，郝金伦成了多家媒体采访的热门对象。面对记者的提问，他发声最多的，是澄清社会上一些不实的传闻。

“我们的课改进行得很好，没有失败！除了高考成绩证明以外，‘三疑三探’为首的教改与学生素质教育、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等要求是完全相符的，一点矛盾没有。”

郝金伦接着说：“前两天，一家南方媒体记者对我说，涿鹿有三个家长，得知课改停掉后号啕痛哭！为什么哭？他们看到课改以后自己孩子变了，成绩和性格都变好了！”

课改被叫停后，81岁的教育专家邱学华给郝金伦发来短信：首先我支持您的行动，您并不是为了个人……我不希望您离开教育。

辞职后，郝金伦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国内多家媒体上，对教育改革不同的理解，产生了多种角度的评论，其中，表达同情支持的声音一直不断。

有人问到课改为什么在涿鹿会失败，郝金伦回应这是“被失败”，这场课改是由上而下的，是多方勠力同心的结果。如果其中有一个不支持，课改就成了大楼建在沙滩上。

两年多课改洗礼过后，郝金伦坦言基础教育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仅有热情是不够的，但没有热情肯定是不行的。

涿鹿县教科局一位副科级领导说，去年涿鹿县教科局班子民主生活会上，3名副职当面向郝金伦提出批评，他本人也承认课改推行“速度太快”，但后来速度没能降下来。

郝金伦酷爱读书，上任教科局长后研读的教育书籍有七、八百本。

不仅自己读，郝金伦要求教科局大小领导都读。他自费购买的教育图书经常处于“被传阅”的状态。

郝金伦强调，教育需要大爱，教育是社会良心的底线，要把这个职业当作事业来做，教师要有一颗慈悲之心。

去年冬天，教科局在全县30多所学校全部班级都安装了高清摄像头，摄像头的数量有多少，无人能说明，但保守估计也在1000台以上。

“涿鹿县南北狭长，最南边的学校距县城有130公里，教研员要去学校听课、观摩，交通安全隐患很大。装上摄像头，可以远程听课，这跟医生网上会诊一个道理，根本不是有人所说‘强推课改，监控老师上课’。”郝金伦说。

涿鹿县很多中小学教室里，通常三面墙壁都安装了黑板，课堂上，学习主动的学生可以经常到那里写字讲题，他们当“小老师”后很有成就感。

涿鹿部分老教师认为，课改后，不是每个教师都能力超群，不少人感到习惯的教学抓手不见后，变成了缩手缩脚不会讲课。还有不少人驾驭不了新课堂，造成“学生放圈、教师懵圈”。

郝金伦对于高考高度重视，因刚接触课改时间不久，为稳妥起见，在高三没有推“三疑三探”，而是做了调整，允许由“各科教师根据实际自行掌握课堂教学”。

“有人说我违背了教育规律，我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可以到西峡、到涿鹿去实地调查，看看孩子们在课改中的可喜变化。”

辞职一个多月时间里，郝金伦辗转到了石家庄、昌平、集宁等地，经常读书、思考到深夜。

“课改培养了学生们的创新思维，对于他们的情商、心理、习惯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因为它是阳光的，开放的。课改后学生们的成绩有了明显提高，有人说分数普遍下降，这是绝不可能的事。”

“为什么有部分家长不买账？问题出在信息不对称上，像外科医生做手术一样，这是专业性很强的事，病人家属不懂手术很正常，学生家长不了解课改也很正常。”

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他经常说这样一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在论证改革的极端重要性时，郝金伦用了中国历史上女人“裹小脚”事件，来表明“干得多的人真不一定对，干得少的人叫先驱者。”

县教科局副局长许世民说：“教育是有规律的，叫停了课改，我们也不会变成大家担心的‘满堂灌’‘填鸭式’，涿鹿有多年的课改基础，有自己的教学创新成果，对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涿鹿中学副校长孟庆泉则表示，教无定法，贵在得法，无论有没有“三疑三探”，涿鹿中学大部分教师是淡定的，我们遵循教育规律，本着对学生未来负责继续搞好教学改革。

面对明天，郝金伦说还没确定好，有可能还从事教育工作。

谈到自己，郝金伦说自己有很多缺点，跟每个人一样是不断成长的，只要生命不止，成长就不会结束。

郝金伦最后说，我希望人们都来支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