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记者周彩丽）为促进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进一步提升基础教育教材的整体水平，6月20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教材研究院”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举行。教育部教材局巡视员申继亮与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孟繁华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教材研究院揭牌。

成立大会上，孟繁华教授代表首都师范大学致辞。孟繁华指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教材研究院的成立是学校发展中的大事，是推进“双一流”建设的重要举措，要以中国基础教育教材研究院的成立为契机，进一步推进学校教育学科再上新台阶，尽快步入世界一流学科。未来五年，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教材研究院将着力打造教材专业研究平台、教材政策支持平台、教材质量监测平台、教材数据分析平台、教材研究专业人才发展平台等五个平台，为国家教材建设提供专业支持和智力贡献，努力开创基础教育教材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所长田慧生表示，教材或者说教科书研究已经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更是国家关注的关键性教育事件，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党中央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出台并成立了诸多教科书相关政策及机构。首都师范大学在基础教育教材研究方面有很大影响力，在石鸥教授的带领下，出版大陆地区唯一的以书代刊的教科书研究平台《教科书评论》，举办教科书高峰论坛，教科书研究成果屡次获国家级大奖。希望中国基础教育教材研究院的成立能够在未来为教科书研究做出更多的贡献，能够走在教科书研究前沿，关心教科书的前沿需求，能够培养更多教材研究人才，成为更有影响力的教科书研究平台。

教育部教材局申继亮巡视员指出，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成立国家教材委与教材局，之后又成立了课程教材研究所，但缺少教材研究机构作为智力支撑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抓住了时机，成立了中国基础教育教材研究院，这积极迎合了教材研究新的趋势，满足了教材研究的需求。研究院在未来的教材研究中，不仅要解决好教材的育人功能，选好教材研究的课题，还要建好机制，调动、激励学科高水平教师、专家加入教科书研究，保证长期持续的研究。

下半场的学术研讨会上，西南大学副校长靳玉乐、河南大学副校长刘志军、北京大学教授文东茅、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基础教育教材院院长石鸥等进行了学术报告。

靳玉乐为教科书研究提出三点建议：教科书承载着国家民族的希望，关乎着人类的命运，教科书研究要有大格局，有多元的理解和认知；同时，教材是国家事件，是意识形态的文本，教科书研究要充分重视政治立场；另外，教科书反映时代诉求，充分体现国家意志，因此，教科书研究注重家国情怀，全面、整体的认识教科书。刘志军指出，当前的教材数量较多，但教材研究的单位与人员较少。未来的教材研究首先要注意横向纵向的比较分析，特别是加强对教材基本原理的研究；其次，要加强对教材编写的研究；再次，要加强教材的学科基础研究；最后，强化教材评价研究，通过评价最大化教材的作用和功效。文东茅教授指出，教材极其重要，教材是基础教育中基础的基础；建立教材研究机构非常重要，教材研究院的成立是非常有远见的创举；教材研究人员极其重要。教材研究人员不仅要有广阔的学识、高远的志向与坚持不懈的努力，还要有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与综合性学术研究能力，更要有强烈的服务意识。

石鸥教授指出，中国基础教育教材研究院的成立，是整合首都师范大学与中小学、与其他高校的力量，投入到与民族的未来、国家的未来密切相关的事业中的重要举动。“小课本大启蒙，绝大多数人的成长与发展得益于教科书，当今家长对孩子的指导也离不开教材，所以小课本意义非常重大，也是国家很重视的一个问题。小课本也是大政治，教科书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当代的社会，教材问题可以上升到国家意识。小课本更是大学问。什么是好的课本？有什么样的判断？依据何在？选什么教材、谁来选教材？优先教学生什么？重心在哪里？这些研究需要我们跨学科、跨团队共同的努力。”石鸥教授表示，任何文本都需要强大的研究队伍、评论队伍，唯有教科书研究缺乏这样的队伍。他希望专家、学者能够在未来给予教科书研究团队更多的舆论、实践等层面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