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的内容变动常常会成为公共议题，引发全民热议。而近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对本地区中小学使用的教材进行全面排查，凸显教育行政部门对教材的重视。什么样的内容可入选或应退出教材？为什么要对教材严格规范？教材的哪些内容才是应该予以关注的“真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首都师范大学课程教学研究所所长、首都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教材研究院院长、国家教材委专家委员会委员石鸥教授。

教科书应传授经典内容

记者：近日网传“张衡地动仪”退出教材，引起热议。后来人教社回应只是编排问题，该内容并未退出教材。网友热烈争论相关内容是否应该退出教材，您怎么看网友对教材内容变动的争论？

石鸥：严格来说这与社会不了解教材，不了解教科书这种文本的特殊性质有关系。教科书的一大特点，就是从浩如烟海的外部知识空间中选取很少的一点东西，构成教科书的内部知识空间。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可以选地动仪，可以选蔡伦造纸，也可以选印刷术、火药发明等。至于谁被选进教材或者退出教材，没有太大关系。选入的文本很有限，这些东西仅仅是作为案例来说明中国文化的灿烂。没有必要在某一内容上过于纠缠，只要选择的是中华优秀灿烂文化的代表就可以，对于入选或不入选的内容，都应抱着开放的心态。

教材能容纳的内容太有限，唐诗宋词能选几首？古典名著能选几篇？《儒林外史》仅选了《范进中举》一篇文章，但其他内容同样值得研读。中华5000年文明，精华太多了，但是学生每周只有几节语文课、历史课，学习内容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是沧海一粟。所以，不能仅学课本上的东西，我们鼓励老师学生大量开展课外阅读活动，扩大学习范围。

其次，水平再高的专家，也有自己的主观认识。教材编写者对于社会发展、科学发展，对于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的理解，对于哪些更有利于学生学习的内容都有自己的主观判断。比如有人倾向多选李白的诗篇，有人更喜欢杜甫的，不能说谁对谁不对。另外，学生身心也是不断发展的，就拿地动仪来说，从这个年级拿下了，放入另一个年级，是因为在另一个年级学习更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社会在变化进步、学生身心在不断发展，教材也在不断地完善中。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教材的变化，对待教材编写。

记者：教材中偶有一些真实性受争议的内容，您怎么看？

石鸥：教科书不是学术著作，一般而言没有考证经典的义务。我们坚决杜绝教科书编写者造假，但它也不承担对所有作品的真伪进行鉴别的任务，尤其是那些在国际上、在历史上已经被塑造成经典的作品，教科书编者没有必要再去证实这个经典是真是假。比如曹植七步诗，到底是不是七步写出诗，用什么来证明是真是假？这对编者有些要求过高。

教科书的编写原则是选取中华文化重要的内容。如程门立雪、司马光砸缸、曹冲称象、李白将铁棒磨成针等，这些已成为有教育意义的经典。

只要选用的东西是有来历的，总体上是负责任的，符合社会主流的认识，就接受，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就行。如果文化界已经公认是假的，那么应该更改，但是如果没有完全公认，又确有教育价值就没有必要更改。

教科书的内容本质上是选择的，这一文本的独特性决定了它只能选择极少部分内容，选择就意味着只能部分呈现，有A、B、C、D四个真实的历史事实，教科书很无奈地只能选择一个，选择了A，就舍弃了其他，换个角度看这岂不是更大的不真吗？人们把关注的焦点较多地集中在所选课文或内容是真还是假这类非常表层化的问题上，细枝末节，无法改变教科书的本质特性。另外，有些东西，即使是真实的，也不一定适合展示给孩子。教材要从正面的、积极的、向上向善的方向来引领学生，只要是往这条路上走就可以。社会重视教材，关心教科书的微小变化，这是好事，但还是要以更开放的心态对待教科书。

记者：对于教材中容易引发争议的内容，老师应该如何教学？是否应该展现其研究空白与争议焦点？

石鸥：对于有争议的内容，不同年龄段不同学科应区别对待。比如，同样的有关地动仪的内容，放在科学这门课程中，要讲清科学原理，讲其局限性、争议点，而放在历史或语文科目中，就可以不讲，因为教学主旨不一样，作为文学文本，就可以是起到正面引导作用的故事。从年龄上来说，等学生年龄大一些，掌握的知识更多一些，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学会质疑分析，这个时候再去讲争议。所以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学段不同学科不能一刀切。最重要的是，价值引领的任务不能放弃，要始终往主流文化推崇的方向走。

国家统编与增强教材多样性不矛盾

记者：近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对本地区中小学使用的教材进行全面排查。对以校本课程教材、境外课程教材替代国家课程教材，或使用未经审定的教材等违规违法行为，要坚决予以纠正和清理。为什么要对教材严格审查？

石鸥：国家推广三级课程，但在很多地方变成了三级教材，用教材取代课程。课程离不开教材，但是并不推崇各门课程都编教材。

教材的专业化程度高，政策要求强，中国的学校发展不均衡，有些校本教材质量很不错，但也有的质量没保障。孩子们的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一样需要质量保障。凡是学校里孩子们拿到的文本，都应该有质量保证。这既是严格审查，又是基本的规范。如果完全不管，用质量较差的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会冲淡国家课程的学习。本来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目的，是补充、丰富、完善国家课程，而不是削弱国家课程甚至与之相冲突对立。

我们校本教材的制度建设没有跟进。编一本校本教材，需不需要注册、备案、审查？需不需要负责任？出版社出版的教材起码经过出版社的基本审查，而现在，校本教材自己出钱印即可。这么大的国家，从对孩子负责任的角度出发，必须要有一定的审查过程和制度保证，要让孩子们拿到手上的东西，尽量不留质量监控的空白。

记者：从统编制到审定制，逐步推动教材的多样化，是过去几十年中小学教材改革的主旋律。在这种情况下，义务教育三科恢复统编制度，是不是意味着教材管理大方向要作重大调整？国家统编与增强教材适应性是否存在矛盾？

石鸥：我认为，教材多样化的趋势始终保持着。其一，中小学有几十门课，每一门课有一套甚至多套教材，多的达十几本教材，合计几百种教材，仅其中三套教材统编，不否定大的多样化的趋势。

其二，这三科教材由教育部统编，但是，它还是允许编课外读物和课外参考资料，来辅助对教材的学习和理解，即它允许多种解读，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

目前，从专家到使用者，多层面的评价都认为部编教材的质量整体上不错。文本质量有双重评价，一是动态评价，在教学实践中，由于各校师资、学情等现实情况不一样，对同样的教材评价并不一样。另一种是静态评价，文本摆在这里，总能看出一个大致的质量高低，所以从静态评价意义上来讲，部编教材质量是不错的。确实也有人担心，统编的部编教材很难适应中国发展不平衡的国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最终的效果怎样，还有待于时间检验。不过，我坚持认为，教科书高质量的多样化仍然是基本策略与发展趋势。

教材最应关注的是整体质量的提升

记者：您提到语文教材重要的不仅仅是文章的优美、精美，那什么是更重要的？

石鸥：教材要考虑三个大的方面，一是学生发展，一切为学生，而不是为成人；二是学科发展，要反映学科里最重要的精华；三是国家意志，要反映国家主流思想、党的教育方针。如果与这三大块有冲突，这样的文章就不能入选。

教材在浩如烟海的文化中选取最精华的东西，这样一些最精华的东西树立起我们每个人最基础的知识框架、价值判断、精神指针。有些人可能一辈子没有完整的读《儒林外史》，没有读完整的《鲁迅全集》，但是课文里有节选，这些东西塑造了他。

所以，一篇文章重要的是反映什么样的价值追求，传承什么样的文化。比如鲁迅的文章，对当时社会的黑暗进行尖锐批评。那到底是揭露人性黑暗的一面对孩子们更好，还是引导他们追求向上向善的光明一面更合适？这需要具体分析，但我们认为，今天对于孩子来说，更多的应该向着光明。对教材来说，正确的价值观、文化引领、精神追求很重要。教材不只是传播知识，精神层面的东西必须关注。

记者：对于教材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应该从哪些方面改进？

石鸥：教材的问题，有一些明显是失误，而有一些是认知分歧。明显的失误，只能靠编者自己去避免。要扩大编者队伍，构建一个更为科学合理的研究队伍，既有专家，也有一线优秀教师、教研员甚至家长代表，站在不同的层面看教材；第二，教材出来后，最好小范围试用；第三，要有一支强大的评论队伍。文学如果没有文学评论，很难说能够像今天这样繁荣。教材这种独特的文本，是读者最多、影响读者最深的文本，但是，研究队伍相对来说是最弱的。由于没有强大的研究队伍，一些问题没有及时解决。我们研究如何备课，如何上好课，如何教好教材，但对于教材本身应该具备的一些东西缺少研究。我们的研究某种意义上被备课研究所取代，研究如何教好这一门课，研究鲁迅文章的时代背景、中心思想，研究操作意义上的内容，而不是从更高位上、从反思、批判、建设上进行研究。需要有这样的研究。（本刊记者 周彩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