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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遇良师是人生幸甚之事

时间:2020-09-24作者:阎锡蕴来源:教育家杂志

——怀念贝时璋先生

 

得遇良师是人生幸甚之事

 

贝时璋

(1903年10月10日-2009年10月29日),浙江省镇海县(今宁波市镇海区)人。生物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细胞学、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

 

每个人生命中都有难忘的、温暖的相遇。在我的人生路上,得遇恩师贝时璋先生便是此生幸甚之事。贝先生是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也是我走上科研道路的引路人。我是77级大学生,1983年从医学院毕业后,有幸进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贝时璋实验室,从事细胞生物学研究。当时,由于“文革”的原因,科研队伍出现严重断层。我第一次见贝先生时,他已经80多岁,大家尊称他为“贝老”。我在贝老身边学习和工作了六年,即使1989年出国深造之后,也与他保持着书信往来。贝老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深爱祖国、公正无私、实事求是、厚爱晚辈。

 

“工作紧张是一件好事,要抓紧时间,向Traub教授学习,充分利用马普所这样好的科研条件,尽快做出优异成绩,为生物物理所争光,为祖国争光。”——贝时璋

 

初进研究所时,由于我的医学背景,缺乏生物物理方面的知识。为了适应科研的需要,贝老先后送我到北京大学和日本名古屋大学短期学习。之后,在贝老和实验室其他老师(如李公岫、陈楚楚)的指导下,我开始了自己的科研生涯。我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1988年,科学出版社《细胞重建》论文集中。贝老对这篇论文的修改,让我经历了他对晚辈严格要求,耐心施教的全过程。他几次把我叫到跟前,用浓重的宁波口音,对这篇文稿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此外,他还经常戴着老花镜,在文稿上做了密密麻麻的修改,从学术思想到文章架构,从遣词造句到标点符号,反复修改了十多遍。每当我拿到贝老亲手修改的文稿时,总是被先生的缜密思维、严谨的逻辑和扎实的文字功底所折服,同时也从中领会了先生的学术思想。在贝老长期的指导和影响下,我也逐渐养成了做事严谨的习惯,并将其传承给我的学生。

 

得遇良师是人生幸甚之事

本文作者阎锡蕴与贝时璋先生合影

 

贝老非常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其提携达到了一种无私的境界,并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给晚辈施以援手。1989年,贝老推荐我去德国马普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深造。临行前,先生特意与我合影留念,并挥毫题写“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寄语。这已成为我科研生涯的座右铭,无论走到哪里,我总是将贝老的题词,连同合影敬置于案头,时时自勉。在德国求学期间,我时常收到贝老的亲笔书信,他不断鼓励我:“工作紧张是一件好事,要抓紧时间,向Traub教授学习,充分利用马普所这样好的科研条件,尽快做出优异成绩,为生物物理所争光,为祖国争光”。在贝老的勉励下,我不敢有丝毫懈怠,努力克服语言和专业上的压力,终于在实验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于1993年底获得了博士学位。为此,Peter Traub教授专为我举办了一个小型庆祝会。在会上,他披露了一个几年前的“小秘密”。原来,他最初并不想接收我这个科研资历浅的中国人,而最终改变他的主要原因是贝老的推荐信。当时,Traub教授是国际著名的马普细胞所的所长,每周都会收到不少来自不同国家的推荐信。然而,贝老的推荐信与众不同。首先,信是用德文手写的,字里行间透出大家风范,贝老青年时受过德语教育,之后在德国留学八年,精通德语。这使Traub教授惊叹不已。其次,在信中贝老并没有虚夸我如何优秀,而是先介绍了一下他自己的经历,然后实事求是地评价我是“勤奋好学、做事认真的年轻人”,这与Traub教授看到的众多推荐信风格迥异。正是由于这封别样的推荐信,使他改变了主意,最终决定接收了我。得知事件原委后,我一方面更加感念贝先生对我的提携之恩,另一方面,也为在外求学期间自己对先生的叮嘱时时不敢相忘,未辜负贝老的推荐而自慰。

 

“科学研究要为国家建设服务。”——贝时璋

 

贝老是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创始人。他学识渊博,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积极推进学科交叉的先行者。1958年,他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被国务院任命为第一任所长。1980年,在贝老的倡议下,中国生物物理学会成立,贝老当选为首任理事长。在他的领导下我国生物物理学得以快速发展。在推进生命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贝老的一个重要理念,是“科学研究要为国家建设服务”。他所开创的我国的放射生物学和宇宙生物学研究,就是为适应我国的原子能和平利用的需要,以及为我国“两弹”实验服务的。

贝老是生命科学研究的泰斗。早在20世纪30年代,贝老首次发现,细胞繁殖增生除了细胞分裂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方式——细胞重建,提出了“细胞重建学说”。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这方面的研究未能继续开展下去。新中国成立后,贝老以国家任务为重,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和国家重要科学规划制定,任务繁重。他一有空就思考细胞重建工作。20世纪70年代,他年届古稀,重新开始了系统研究,逐渐完善了这一学说。“细胞重建可能是细胞起源的缩影”,这是贝老对细胞重建研究的科学意义的精妙概括。鉴于贝老在科学上的卓越贡献,德国图宾根大学在他106岁寿辰时,特送来贺礼——博士荣誉证书。2003年,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特将中国国家天文台于1996年10月10日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第36015的小行星命名为“贝时璋星”。

 

“不仅要科学,还要学做人。我们要为国家争气。”——贝时璋

 

贝老作为一代宗师,在学术上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经常告诫研究团队:“科学研究是追求真理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工作的深入,对真理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刻。要随时准备放弃或修正自己的观点,也要敢于坚持通过自己的实验得到的认识;要创新,首先要敢于创新,不能一味地强调‘与国际接轨’,而在已有的理论面前止步不前。”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与严谨的治学态度,充分体现在贝老实验室的每个工作环节。每次组会,贝老总是平等地与大家一起讨论学术,对于晚辈总是循循善诱,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独立思考。对每个实验结果,不经过反复推敲和验证,他从来不轻易下结论,也决不轻易发表。如果对某个结果有疑问,贝老还要反复查对原始数据。这种追求科学真理、不随波逐流、敢为人先的科学精神,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年科学工作者。

贝老不仅是著名的科学家,他一生钟爱艺术,喜欢传统戏曲和古典音乐,他的书法艺术造诣颇高,曾题写“科学艺术,相得益彰”,鼓励科学与艺术相结合;他手绘的动植物标本图,细致逼真到令人惊讶的程度。他用科学的方法欣赏艺术,又用艺术的手腕表现科学,科学和艺术在贝老身上得到完美的统一。

作为一名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文化人,贝老秉承古训,严格操守。他公正无私,做人正直。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他办公桌上总摆放着两沓纸,一沓是带有单位抬头的信纸仅用于公文,另一沓私信所用的纸都是自费购买。贝老平易近人是出了名的。每逢春节,他总是主动先给清洁工人拜年,给同事拜年。耄耋之年,随着听力的衰退,他开始与上门求教的来访者用笔交谈,且毫无倦意。我珍藏着多张他留给我的纸条,纸条上的字迹说着他无声的精神品质。2007年元宵节,我去看望先生,105岁高龄的他用笔告诉我“不仅要科学,还要学做人”,“ 做人要厚道,做事要认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

贝老是科学家中著名的寿星,为科学贡献了他漫长的一生。淡泊名利,专注学问,也许就是他长寿的秘诀。90多岁时,他还每天坚持步行上下班,出门的时间非常精准,与过路的同事亲切问候早安。年过百岁,他思维仍然清晰,时刻关注着科技前沿。直到去世前一天,他还邀请6位科学家,探讨自己的研究设想。然而,“我们要为国家争气”竟成为他留给中国科学界的最后嘱托。就在第二天,2009年10月29日,先生在睡梦中仙逝,享年107岁。此后,每年10月10日贝老诞辰这天,我都会静静地站立在他的铜像前,怀念先生的知遇之恩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本文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阎锡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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