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伯荣和廖序东先生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现代汉语》教材编写上。教材出版40多年来，已出版了11个版本，发行了1000多万册，由此可见其受社会欢迎的程度。
可以说，这部教材培养了千千万万学子，为我国的语文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有幸参加了这本教材的编写工作，受到两位主编的言传身教，他们治学和为人的高尚品德让我终身受益，铭记难忘。
我于1954年认识黄伯荣先生，至今已过去60余年。当时我在北大中文系学习，黄先生随王力先生从中山大学调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黄先生没有给我们讲课，那时北大中文系拥有多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的著名语言学家，讲课自然轮不上年轻的教师。偶尔见面，我会向他点头致意，他也只知道我是语言班的学生（当年语言班只20名学生）。等到我们毕业时，黄先生随同时任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中文系的杨伯峻先生等支援兰州大学，离开了北大。
文革结束后，学校复课、大学招收新生，需要新的现代汉语教材，于是各高校纷纷自编教材。在此情况下，教育部倡导联合各校力量编出高质量的教材。黄伯荣、廖序东和张静、刘世儒等先生发动众多高校共编教材。在编纂时，大家本着兼容并包和多元化的精神，编写了两个版本——一本重在“创新”，一本重在“求实”。我思想向来保守，加入了以黄伯荣和廖序东先生牵头的编写团队。张静先生文革前在北大进修过，我们曾一起听课，有过一面之识。虽然对他力求创新的精神很感兴趣，但我认为教材应“稳定和继承”，所以选择加入黄、廖先生麾下。
我追随两先生编教材几十年，自身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时也深深体会到黄、廖先生等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优良品德和崇高精神。在这里，我着重谈谈记忆中的黄伯荣先生（廖序东先生另有专文），聊表对他的敬佩之意和缅怀之情。
黄廖本《现代汉语》教材之所以获得多种荣誉和奖励，成为学习现代汉语专业大部分师生采用的教本，我认为有四大原因。
编写队伍活力强、组织好。单靠个人力量很难编出优质教材，从能力、经验、知识等层面来看，一个有奋斗精神的集体是编好教材的重要条件。在筹备阶段，黄先生就力主邀请尽可能多的人组建编写队伍，具备汉语教学经验和一定科研能力的同志都可以参加，既没有门派，更没有与编教材无关的限制条件。因此，编写队伍涵盖各年龄段，他们来自天南海北，各自吸取不同的理论和教学经验。
为了更好发挥作用，两位主编还根据各人的专长和爱好来安排章节编写，让每个人都有机会编写，培养互相切磋的氛围，再择优选取稿子，继而反复修改，博采众长，结集成试用本。此后还会在试用基础上再进行修订，经过教育部组织的全国20多位知名专家审订，才出版正式教本。
要充分发挥队伍的作用，必须要有和谐、民主的工作环境。作为主编，黄先生和廖先生善于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在提至编写会议上讨论的重要问题，如语音部分是否要讲音位、语法部分如何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并融入教材等，即使有争论，黄、廖先生也从不把他们的意见强加于人，有时还会采取投票的办法，用“吾从众”的方式解决，决不搞一言堂。他们的理念是，有不同意见的可以保留，一时难统一的就以后另找机会讨论解决——正是这些有效的措施和民主的办法，提高了编写队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于能够畅所欲言，大家通过相互争论找到了统一认识的办法。在文字这一章，有个别问题无法统一，黄先生就让在文字研究方面颇有成就的向光忠和高更生同志各改写一稿，然后请同志们分析比较，以定取舍。正因为编写队伍发挥了集体的力量，才保证了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这种良性的工作机制在后来的各种活动中都彰显出其重要性和优越性。
黄先生全身心投入教材编写，带领大家严肃认真工作。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否，同干事的人，特别是领导者能否全身心投入、态度是否严肃认真密切相关。该教材之所以受到好评，取得成功，就是因为黄先生全力以赴、兢兢业业。
从编写开始，两位主编除反复听取大家意见，还要拟定编写方针和审定教材内容等，几乎事事操心。两位先生一直从事现代汉语教学，不仅有深厚的理论修养，还有着丰富的教材编写经验。所以，他们拟定的编写方针很明确：教材就是教材，不同于学术著作，不可以张扬学术个性。它必须要学生爱学、教师好教，才能解决语用中的实际问题。这就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汉语知识基础，知识要力求平实稳妥、实用，术语名词和分析方法尽量与中学原有知识体系衔接，才便于大家接受。在继承传统基础的同时，吸收新知识，开创新的亮点。
教材试用本由甘肃人民出版社推出后，黄先生立即组织通读，寻找印刷和编写中的遗漏和缺欠。由于黄先生不熟悉出版印制程序（当时还是铅印排版），每次只要一发现有错，就要求出版社马上改正，以致后来同出版社发生不快。出版社当时的责编和编辑室主任是我的朋友和校友，曾请我去向黄先生解释。因为他们认为我已从学校调到出版社工作，会更利于沟通。当我将有关情况向黄先生汇报后，矛盾便有所缓解，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先生认真负责的态度。
要编好教材并发挥好它的作用，就得了解其使用情况，提高教师水平。两位主编的做法是让使用教材的教师和有关专家及编者见面，共同召开教材的培训和研讨会，这样的会几乎每年假期都会举办。黄先生不仅和专家们一起讲课，还让大家就教学中遇到的重要问题展开讨论，以提高使用者的水平，也让编者更加了解教学一线，为教材修订做准备。所以，凡参加的人都有收获，都感到满意，自然也提高了教材的知名度，扩大了教材的使用量。这背后黄先生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局外人不一定知道。现在已很难看到用连续多年不辞辛劳这种方法来浇灌教材的主编和编者了。
后来，我参加了教材领导小组，对黄先生这种全力以赴、孜孜以求的精神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他或是频繁同我通话，或是不断用电邮、短信跟我联系。差不多每次都是他先发现教材中某处需要修改并提出他的意见，希望我考虑后反馈意见给他。黄先生十分强调与时俱进，所以该教材每隔几年就要修订一次。除了修正错误，还要吸收新知，为了精益求精，可谓不厌其烦。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他一门心思扑在教材上。
黄先生是一个勤奋工作的人，在编写教材时，他正值壮年，但个人学术成果在同辈人中却并不丰硕，其中一个很大原因就是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教材上了。这种可贵的责任心很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黄先生始终关心教材的出版发行，尽量扩大教材影响、发挥教材的社会效益。1980年7月21日至8月3日，在青岛，教育部组织吕叔湘、周祖谟、张斌、张志公等全国20多位著名专家审读《现代汉语》教材，经再次修订后才正式出版，此后发行量与日俱增。黄先生考虑这是全国通用教材，长期在地方出版社出版发行会受到局限，所以决定到北京找国家级的出版社出版。当时我正主持语文出版社工作，黄先生很希望与语文出版社合作。我考虑到甘肃人民船板社在教材编写初期给予了大力支持，应适当考虑他们的要求。这样做也有私心——怕甘肃朋友认为我不仗义，所以决定搁置与语文出版社的出版合作。但黄先生从该教材长远发展考虑，表达了在北京出版的决心。为此他专程来京，同我商议教材出版事宜。经反复讨论，语文出版社虽可名正言顺出版这部发行量很大的教材，但囿于其非专业出版社的身份，在执行过程中或许会遇到阻碍。于是我向黄先生建议与高教社洽谈，但不巧社里临时有事，我未能同黄先生一起去。先生从高教社回来后很高兴，说我们提的条件高教社都同意了，这才下决心转移出版社工作。事实证明，黄先生的坚持是对的，该教材由高教社出版后影响力和发行量果然大增。
事隔多年，我才知道当时接待黄先生的正是现今高教社社长苏雨恒同志。有一次我同他聊天，我说我现在给高教社打两份工：一份是海峡两岸合编《中华语文大词典》（国家分给高教社的出版任务）；另一份就是黄先生生前被大家选为《现代汉语》领导小组组长，主持修订5版和同时编写精简本的任务，他逝世后，我接手了这一任务。后来，苏社长一直对这本教材很关心，因为他觉得自己同这部教材有特殊的缘份。
随着教改的深入，用教材的受众群体也从本科延伸到专科，从中文扩大到其他如新闻、文秘等专业。不同学校和不同专业规定的学时有很大差异，因此不少学校提出，请黄廖本编者再纂精简本，便于中文之外的其他专业使用。两位主编曾提出编“精简本”的问题，但现实有很多阻碍：老编者都逐步进入老年，精力不济，尽管口头上表示支持，但真正有能力参加编写的寥寥无几。社会对精简本又确有需求，因此拖了两年。有人看到这个大好商机，以特聘教授名义聘黄先生作主编，另编一本像黄廖本那样的教材。黄先生曾动员我参加编写。由于当时我们正在编《中华语文大词典》，只好婉谢。在他们开编后，黄先生出于对我的信任，又动员我参加审稿，我考虑再三，没有接受。不仅如此，我甚至建议黄先生“打退堂鼓”。黄先生告诉我参加编写的同志都是博士。我表示，未怀疑过他们的学问，但仅有学问是编不好教材的——从主观上说，教现代汉语的实践经验不足，不易编写好教材；从客观上说，黄廖本已通行全国，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要挤占其市场很不容易，因为黄廖本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符合当前现代汉语教学实际。如果要另起炉灶、改变架构体系，读者和使用者都不易接受；如果重复黄廖本的框架，意义就不大。当初我支持黄廖本编精简本而不支持另组班子编写的原因就在于此。今天可以告慰先生的是，经大家的努力，黄廖本教材的精简本已于前年正式出版。
黄先生在广州召开90诞辰庆祝会时，我因病未去，只写了书面发言。我请教育部语信司原副司长王铁琨做代表向黄先生贺寿，我也为他被聘为特聘教授而高兴，托铁琨同志了解黄先生特聘教授的落实情况，如生活待遇、办公用房、配备助手等等。他回来告诉我，目前仅有动议，并无实质行动——这恰恰证实了我当初的想法，黄先生那样高龄，不宜再受折腾。据参与这本教材编写的一位黄先生助手说，教材的后续工作大多压在先生身上，以致他日夜辛劳，未能顾及自己的健康！这是一件让人十分担心的事。
两位主编的精诚合作是编好教材的保证。主编是教材编写的主心骨和把关定向的领导者，《现代汉语》教材能顺利编写成功，两位主编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亲密无间的合作对教材质量的影响显而易见，其精诚合作共事的精神也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发扬。
黄先生学术上坚持主见，思维缜密周严，在为人处世中一般不拘小节、从不计较小事；廖序东先生德高望重，是一位与世无争的长者。他们都待人亲切随和，事事与人平等协商，有谦谦君子之风。他们在长期共事中所形成的真诚合作、互敬互谅的作风，给后代树立了良好的团结合作的榜样。
1980年，我有幸近距离接触到了两位主编：为筹备青岛专家审稿会，教育部召集吴天惠、胡安良和我三人到兰州协助《现代汉语》教材试用本修订工作。两位主编已就试用本中发现的问题梳理出清单，编辑先讨论，主编再定出修订的原则和具体要求，我们分头落实，然后送主编审订。在此过程中，我感受到廖、黄先生间的相互敬重。黄先生虽然发表了很多意见，但在决定时一定会征求廖先生的意见。修改后的稿子本来由一位主编改定即可，但廖、黄二人会邀请作者审核他们的修订，还要请另一位主编进行复审。两位先生的言行让我们学会了在学术上如何发扬民主，充分听取不同的意见，在工作中如何关心晚辈，帮助他们提高水平增长才干——真正的学者，大抵都如此。
在编写教材的近30年时间里，两位主编也会产生意见分歧，有时在修订讨论会上，各不相让，争论激烈，但从未出现因意见不同而不愉快的情形。这是一种胸怀宽广、虚怀纳谏的智者情怀。有时在会议上未取得共识的问题，两位主编会在私下交流沟通，我多次见过这种场面。每次碰见时，他们总要问问我的想法。
对一时无法决定的问题，他们一般采取两种做法：要么再次提至会议讨论，少数服从多数；要么留至下次，待大家多方考虑后再做决定，绝不会将自己意见强加于人。
在教材署名时难免会出现分歧，黄廖本从一出版就实行双主编制。老编者王勤同志曾专门就这个问题在会上作过说明。当时黄先生因政治运动而被耽误，身份还是讲师，但署名却排在年长近10岁、职称已是教授的廖先生之前，对此廖先生没有一点不悦之色。
两位先生的合作可谓珠联璧合，正因如此，教材质量才得以精益求精，影响力和发行量也不断扩大。长期以来，“黄廖”已形成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固定品牌，二人不能分开。所以，我曾公开批评过将二人分派别的不当言论。非要分出派别的人或是不了解情况，或是说话不负责任，对教材编写也有害而无益。
回首往事，时间已过去近半个世纪。当年我还是编写队伍中的年轻人，而现在已进入耄耋之年。对参加黄廖本教材编写的人来说，这是人生中有意义的大事。黄廖本已出版11个版本，总发行量在同类教材中高居榜首，荣获10余项奖励，曾两次被评为“国家级规划教材”。这部教材如此长盛不衰，必然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地方。总结教材编写的成功经验，发掘其中的各种有益因素，为今后现代汉语教育事业和教材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这既是一件需要及时开展的工作，也是对黄伯荣、廖序东两位主编，以及先后去世的多位编者最好的纪念。
（作者：李行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