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头一棒

1996年周正逵先生年届六旬，但是由于高中语文实验教材正值第二轮试教期，后续每一项工作都离不开他的坚持并主导，所以他到2005年正式从人民教育出版社退休之前，是一种半退休状态。

周先生多次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我们的高中实验教材是建立在初中阶段学生现代文理解性阅读过关的基础上的，所以我们才重点搞文言文阅读、文学作品鉴赏、文化著作研读，可现实是初中生现代文理解性阅读并不过关呀，教材没有这样安排，大纲也没有这样要求。所以，我们的改革还得补小学和初中这一课。”可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管理体制决定了周先生几乎不可能在社内实现这一愿望。小学、初中和高中分工明确，长期以来“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现在很多人包括语文工作者并不知道，从改革开放特别是1985年中小学教科书建设制度由过去的“国定制”转入“审定制”开始，至本世纪初开启的第八轮课程改革之间，有不少语文教材以“实验”的方式存在，真是“百花齐放”。那个时期的基本状况是：（一）有能力和有条件编写教材者，可以自己编写；（二）编出来之后，允许在不超过200个教学班进行实验；（三）编写者或者编写组织者认为经过实验，教材成熟了，就可以向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申请审查；（四）审查通过，就进入教育部公布的年度全国中小学教材目录，供各地自由选用。

2000年初，一次，周老师对我说，他打算组织一个班子，编写小学和初中语文实验教材。其实，周正逵老师主编的高中教材打上了极深的个人学术主张的烙印。小学突出先识后拼、多读早写，初中衔接人教版高中，突出读写分编、能级递进。半年不到，小学低年级段语文教材基本编写完稿，而且试印了一年级彩色样书。

2001年课程标准即将颁布前夕，为了打破教材一家独大甚至独家垄断的局面，从制度上保障中小学教材的高质量建设，教育部决心建立教材竞争机制，塑造多元化的教材编写出版主体。一时间，全国数十家出版劲旅纷纷杀入教材领域，迅速形成了以财大气粗的出版社为主体的我国教材开发业态。这些单位不仅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形成一定的威胁之势，而且和人教社一起从规模和实力上直接碾压了以学者个人学术主张为核心力量的单科教材编写队伍。

更让学者个人领队编写实验教材模式受到冲击的是，这一次教育部直接改变了教材审定和使用的游戏规则，也强劲地颠覆了学者们的认知和习惯。第八轮课程改革的方案是“试行”，课标是“实验”，所有教材都是“实验”，但是所有学生全部使用实验教材，而且教材必须经审定通过之后才能实验使用，即过去是先自主实验后统一审定，现在是先统一审定后统一实验。此举无疑又大大地提高了教材进校的门槛。

二 半途而废

就在周氏团队需要重新定位的当口，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助理尹秉礼先生告诉我，陕教社意欲涉足中小学教材出版业务，希望我在语文方面助其一臂之力。我便引荐老尹与周老师见了面。老尹确实也给周老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当时2001年元旦刚过，春节在即，为了不浪费春节的时间，出版社即邀请周老师到西安讲学。老当益壮的精神风貌、博大精深的专业建树、滔滔不绝的演讲口才，无不使出版社上上下下对他高山仰止，礼遇有加。

双方合作关系顺利敲定。

于是，编写组和出版社通力配合，日夜赶工。大家先后对照《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的送审稿和正式印发本，对原来的编写方案和已有的小学书稿进行了修改，并且从头编写了初中部分。春节后不久，按照送审要求，全套编写方案、小学一至三年级和初中七年级共8册教材样书，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如期送到了教育部相关部门，参加审查。

很快等来了审查通知，对陕教版小学和初中语文教材的审查结论是：修改后重新送审。审查委员会提了两条具体的修改意见。教材审查结论分四种情况：（一）审查通过；（二）改后通过；（三）改后再审；（四）不予通过。一般来说，第一轮送审顺利通过的几乎为零，绝大多数甚至全部是后三种情况。陕教版应该说还是处在正常情况和可控范围。

于是，编写组并没有因为“改后再审”受到任何影响，大家立即认真分析审查委员会的两点意见，全身心投入到了修改工作当中，重新送审的样书和材料如期完成。

不久，教育部又组织审查。我们兴冲冲地等待着美好的消息。

孰知，专家集中的第二天，周老师接到一个电话：“正逵，怎么没有看见你们的教材呢？”这是本次参与审查的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写作学教授刘锡庆先生打来的，因为他与周老师是北师大中文系同学，也是老朋友，平时就很关心周老师的学术活动。周师大惊失色，急忙电话询我。我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赶紧把电话打到秉礼兄那里。这时的老尹已经不在陕教社，被擢拔为未来出版社社长已经两三个月。但我习惯上还是找他。

老尹一番了解后答复我出版社确实未送，其原因有二：（一）由于他调离了陕教社，陕教社其他人不太熟悉业务，信心不足，重视不够。（二）接到初审“改后再审”的通知后，陕教社有些慌神，出于项目投资风险的顾虑，便私下找了一两位本次承担审查任务的语文教材审查委员。审查委员明确表达了对周老师的意见，大有只要是周老师主编的绝不会得到通过的意思。他们不便对我说，更不便给周老师讲，便悄悄地采取了单方止损的办法。

在我们编写陕教版的过程中，教育部抓紧组建教材审定班子，有关领导希望周老师进入语文教材审查委员会。由于一个专家在编者与审者之间，只能二选一，周老师毅然选择了编，放弃了做一名语文教材审查委员的机会。周老师的志趣不在于给别人的教材定生死，而在于亲自构建一整套民族性和科学性高度统一的个性鲜明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体系，并且教材顺利编写、成功出版，惠及子孙。

我能做的，是尽可能不要使年事已高的周老师受到太大的伤害。在回复周老师时，我只好隐瞒了陕教社未将教材重新送审的第二个理由。

幸而在接下来一两年的时间里，周老师一头扎进了人教版高中语文实验教材的修订送审工作中，以及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的紧张研制工作中。高中教材送审工作和课标研制工作的忙碌，以及教材审定通过的喜悦，使周老师没有过多地沉浸在陕教版夭折的负面情绪之中。

三 一拍两散

2002年底2003年初，在高中课程标准即将公布前夕，尝到义务教育教材甜头的出版单位得陇望蜀，轻车熟路行动起来。错过义务教育班车的出版单位也纷纷亡羊补牢，背水一战。人民出版社发挥自身优势，义教阶段组织编写并顺利审定通过了《思想品德》教材，他们计划高中要编写出版语文、历史、思想政治三科教材。

孙涵女士受社领导委托，协助物色主编人选。她知道我有受聘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高中语文教材的经历，与周正逵先生等大家过从甚密，更重要的是她在华中师范大学一附中读书时就读的正是周老师主编的高中语文教材实验班，受益良多，所以希望我能够为人民社邀请周先生挑头主持高中语文教材编写工作。

为人民社邀请教材主编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再则周先生已经从人教社退休，社内高中新教材轮不到他来操心，那么，人民出版社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平台。于是，我向他如此这般转达了人民社的美意。

也许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周老师并没有痛快地答应我。他思虑比我要深，最担心的还是人民社的教育编辑以及教材推广力量。但是，他同意与人民社见一见面。见面之后，感动于人民社的真诚，周先生答应担任主编和组建编写团队。

周老师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便首先点将饶杰腾、刘占泉、史绍典、陈元辉和我，要大家做好接受新任务的心理准备。

随即传来消息，在分头物色人选的过程中人民社教材中心副主任张文勇联系了其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童先生愉快地答应了；所以，社里考虑设双主编。我问周老师的意见，他略微沉思了一会儿，表示可以接受，还说他与童庆炳也是大学同学，两个家庭还有往来。

随即两边的团队开始接触，召开了两次编写方案研讨会。童先生的团队以他的文艺理论博士生为主。

两次会议下来，我才觉得周老师那一“略微沉思”，多半是以良好的愿望美化了严酷的现实，双主编的挑战是各方面均难以承受之重。童派从骨子里认为语文即文学，强调文学鉴赏。周派压根儿坚持语文即语文，强调能力培养。双方各抛出一个方案，几乎无法达成结构性共识。

据师母李凤仙回忆，当年周老师曾拜访文怀沙老先生，谈到教材双主编之困时文老风趣地说：再大的厨房，也容不下两个女人。信夫！

在十分犯难的情况下，社里也基本形成两种倾向。只是，有人又给我透露了一个秘密，这次参加审查的教材审查委员向人民社教材中心负责人表达了对周先生十分不利的观点，一如陕教版小学初中语文教材所发生的那一幕。我悲愤莫名，但是，我却还是不能给周老师说，避免徒增他的苦恼。

很快，周老师找我商量，表达了对编写团队撕裂局面的担忧，主动表示从大局出发，为教材着想，替出版社分忧，决定放弃主编一职，终止这一次合作。在我看来，也许这是避免最坏结果的唯一办法。

我心里一直没有画上句号。原因有二。其一，就几乎在人民社请周老师出山的同时，教育科学出版社向他发出了主编高中语文教材的邀请，周老师因为我的原因答应了人民社，推辞了教科社。其二，在第八次课程改革的新课标背景下，主编一套高中语文教材既是周先生既往高中语文教材改革的延续和升华，也相对于编写义务教育语文教材更加轻松容易，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十分充分，对于周先生的学术生命意义重大不言而喻。

后面的故事是，随着2007年《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开始分批分省进入学校，我能够看见的周正逵主编的多维分科型教材即“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必修）”的最后一个印年是2010年，最多一个印次是第15次。

中国学校的课堂上再无一代语文巨匠周正逵主编的高中语文教材。

四 委曲求全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经审定之后，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各学科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以比较固定的数量延续了若干年。

2009年底，被耽误了一任时间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工作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编写出版单位也闻风而动。

在全国12套小学、8套初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均有1套中华书局出版的。2012年3月，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向嘉宾赠送的纪念品之一就是红木函套的高仿中华书局民国时期出版的小学语文教科书。新世纪中华版这套教材的主编堪称豪华阵容，即北京师范大学郭预衡、复旦大学章培恒、北京大学陈平原。最得到审查委员首肯的是，这套教材选文眼光很独到。

可是，这套教材在全国仅有河南、山东、江西个别地市使用，发行量不大。其主要原因是该套教材是最后一批送审教材之一，2005年通过，2006年才开始列入教育部教材目录。其时，市场已经瓜分完毕。所以，相关方面非常期待和重视课标及教材修订这一次机会，企图在新一轮教材蛋糕切分中后来居上。

不幸的是，实际主持这套教材编写工作的副主编杨德华先生于2007年罹患肝癌，不能主持这一轮修订工作；郭预衡、章培恒二位先生也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无法参与修订工作。其后，三位先生都分别于2010年、2011年病逝。

有关方面希望我接替杨德华，担负起主持这套教材修订工作的重任。可谓重任在肩，受命于危难之际。

我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修订版落实主编人选。我与陈平原先生联系，希望他继续担任主编。令我十分意外的是陈先生回绝了我的要求。他说，他已经公开表示今后不再参与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工作，因为中小学教材规定和限制太多，留给编者腾挪施展的空间非常有限，常常费力不讨好。经两次努力，终于用我的真诚和专业说服了他。

当然，这样一项重大的语文教材建设工作，怎么少得了周正逵先生呢？可是，周先生一开始对此事也并不热心，他表达了较重的顾虑和担心。其一，修订别人的教材，受限制太多。想改的地方就改，工作量太大，且有关方面未必同意；小修小改，不做结构性和根本性改动，弄出来之后又不是自己的东西，连自己都不满意。其二，这套教材前期著作权关系太复杂，弄不好会陷入各种纠纷之中，不值。在我来说，首先十分看重这一套中华版语文教材修订工作的质量保障，其次是周老师的语文教材思想和主张得以传承，至于其他的问题都愿意尽量加以解决。于是，我向周老师承诺，我尽快与有关各方协商，一定给他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很快，这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于是，从2010年2月开始，周老师像每天上班一样，又一头扎进了常态化的语文教材研究与编写工作中。

首先，是搭建团队。前后参与修订工作的主要有周正逵、陈平原、唐小平、陈元辉、刘占泉、阮翠莲、陈定家、黄继森、吴欣馨、于龙、周益民、荣维东、曾晖、唐洪启、周颖、王启军等20余位作者，他们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山东、四川、江苏等省市。

这次修订工作，周老师没有急于把大家带进一册一册教材的具体修订之中，而是在加强培训和研究上狠下功夫。周老师为编写组主要成员开设了20余场讲座，讲述语文教材发展史，解读课程标准，分析各个版本的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介绍自己的教材观点和主张，并且总是留出足够的时间供大家讨论。大家都觉得收获很大，对具体修订工作很有帮助。

周正逵老师教材研究和编写的主攻方向一直是教材体系建设。这套中华修订版教材，名曰修订，实际上进行了体系重建。变“文选组合”为“训练系统”，变“阅读本位”为“分进合击”，变“文体（主题）循环”为“能级递进”，变“讲读中心”为“自学指导”，基本按照周老师这些教材体系的一贯主张落实的。

课文往往是社会最容易关注的热点，也是语文教材编写者着力的重点之一。最近，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引发网民持续热议，有人也不失时机地把战火引到了语文教材，引向了课文选文。中华版教材在修订过程中，力图保持实验版在选文方面的优势，并且再接再厉，做得更好。这方面，陈平原先生显然有独特的视角和贡献。周先生总是十分尊重平原君的意见。记得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讨论初中课文选文方案。初中生入学第一课学什么？在周老师指导下初拟的方案是《沁园春·雪》，陈先生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认为该词的内容离初一孩子生活太远，其思想感情也不容易为十二三岁所理解，对一开始培养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不利，建议换成具有童真童趣的美文，比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大家也觉得一直以来高中教材常常选这首词，容易造成初中与高中重复，如果实在考虑初中，也以置于初三为宜。周老师不仅接受了意见，而且还举一反三，主动提出还有不少初拟课文甚至传统名篇是否入选或者置于何处，都需要再推敲。

为了进一步体现中华版课文的独特性，我建议用好我们身边独特的作家诗人资源，与他们紧密合作。周正逵老师都积极鼓励和支持。于是，我根据教材需要，先后拜会了多位作者，一方面请他们推荐自己的作品，或者与他们商量着选择其作品，另一方面请他们按照我们的需要专门创作作品。前者如汪国真《山高路远》，周有光《窗外的大树风光》，后者如简平《夏夜的歌唱》等。

教材编写送审是一件非常辛苦的活计，不仅很伤脑筋，也很伤身体。记得在临近送审截止日期的那半个月的日子里，我们经常加班熬夜，我本人在最后冲刺的三天都连着熬了三个通宵。周老师年近80，且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和糖尿病，也常常和我们一起吃盒饭，加班干。现在想来，真是太对不住周老师了！

2014年2月，我们按照要求把样书和材料送到了教育部。教育部组织审查委员于3月下旬入场审查。

最后，这次中华版教材跟其他绝大多数教材一样，审查结果是改后再审。终于保住了教材。事实证明，当受到学术不公之时，周老师以其老迈之躯、超迈之志奋起反击，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经与审查委员协调，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的退让。初中教材，我们基本回到了实验版的框架结构上去，主要是按照课程标准修订稿的要求及专家审查意见，作一些技术性处理和提高。小学教材，则只需要在修订送审本的基础上做些许调整，其中重点是坚持“先识后拼”，但是把原来经一年级上学期采用集中识字认识400多个汉字后一年级下学期才开始学拼音，改为上学期识字200个左右之后，期中开始学拼音。

这些让步，周老师是很难接受的，但是，为了通过，在我的坚持和劝说下他最终违心地答应了。因此，我与周老师的关系也一度变得微妙起来，这是我与周老师相识以来从未有过的囧况。

2015年，中华版《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和其他版本包括部编版语文教材一起全部通过审查，开始列入全国教材目录，从秋季起替换实验版供学校使用。

我知道，这套署名陈平原、周正逵主编的教材，其实在一些重要方面都既不代表陈平原，也不代表周正逵的学术主张，甚至某些地方还是他们所反对的。教材是各方妥协的产物，中小学教材主编是最憋屈的图书主编，也许。

可是，还有比妥协更甚的现实，需要包括但不限于主编们服从。从2017年一年级和七年级开始，义务教育德育、语文、历史等三科教材统一使用部编版，其他版本一概停止使用。靴子落地了，一切相反的努力终成泡影。

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华版教材修订过程中，编写组陪伴周老师开展其几十年学术成果整理，使其著作《语文教育改革纵横谈》（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年）、《探索者的足迹——周正逵语文教育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年）相继出版。

五 归途漫漫

周先生是一个为了教育事业、教材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人！

中华版的惊心动魄，部编版的一统天下，并没有阻止他探索的脚步。他始终在追求语文教育民族化和现代化结合的鲜花和硕果！他相信，这个民族最终会给他一个机会，这个时代最终会给他一个机会。

大约是2013年的一天，周老师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人教社新任总编辑郭戈对他的语文教材发展与改革理念非常赞同，并且希望周老师把他的语文教育教材理想留在人教社平台上加以实现。不久，周老师递交了一份“中小学语文教材体系整体改革研究”项目报告。在郭总编的支持下，报告迅速得到社领导的肯定，将其列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十二五”课题。

该课题的核心内容是编写小学、初中和高中全套语文实验教材，编著《当代语文教育发展简史》《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新编》等。在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尚未解禁中小学实验教材的情况下，周老师坚持提出开展中小学整套语文实验教材编写，并且与为当代语文教育编修史志，为语文教育创立新论相统筹，体现了一位学问家的远见卓识，郭戈总编毅然支持这项浩大的研究与编写工程，展现了一位领导人的宏韬大略。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追随周老师试教和编写高中语文教材。自从本世纪初扎根北京，对周老师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感情以后，我就有了一个卑微而似乎遥不可及的愿望：促成或协助周正逵老师完全按照自己的学术主张，主编一套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完整的中小学语文教材，自成一体，独树一帜，体系独特，选文精美，树立一个全国语文教材的新标杆。

中小学12年语文教材体系整体改革大业终究还是被搁置起来了，以致成为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六 百年遗梦

2021年5月和6月间，我与周老师有过几次长篇的微信交流，还有视频和电话沟通，说得最多的还是他心心念念的教育教材改革，也讨论过他当务之急的心梗治疗方案。7月1日晚，周天联系我，说慈父当天病情加重，抢救无效，已于20:06不幸辞世。

呜呼！小平此生何德何能，早年幸入逵门，蒙师尊恩宠三十五载，何异于再造焉？今先生驾鹤，竟痛失临终一晤。弟子遥望北天，恰脱骨抽魂般一片太虚。

第二天我即匆匆乘上北去的高铁，赶赴7月3日清晨的告别仪式。

参加告别仪式的人们，都拿到了一份周老师的遗言。这是先生病重住院原定手术之前写就，郑重其事地用微信发给助手周颖备用的。

 

最后的留言

亲爱的新老战友们：

我从事语文教育改革事业前后共六十余年，其目标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和教材的新体系。积六十年之经验，深知语文教改是一项伟大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一项非常复杂而又繁难的世纪工程。一百年来，在西方理论和思想影响之下建立起来的一套教学体系，要想做大的改变，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加强统一领导，深入开展语文教育和教材理论研究，有组织地进行语文教育和语文教材的科学实验，而且要不断系统地总结经验，逐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和教材的新体系，更好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梦想做出应有的贡献！

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完成的，需要有志于改革的人们自觉创新，坚持不懈，步步为营，日趋完善。但是，不管任务如何繁难，路途多么遥远，我坚信：

我们伟大的目标一定要达到！我们伟大的目标一定能达到！

周正逵

 

以中小学12年教材体系整体改革为重点的语文“教材梦”，这是一代语文大家毕生所系！周老师接过叶圣陶、张志公等前辈中小学语文教材建设的接力棒，深入研究1950年代汉语文学分科实验和1960年代景山学校语文教学整体改革实验，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成功完成了多维分科型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这套我国百年语文教材分科编制探索的集大成之作。虽然义务教育段陕教版半途而废、中华版委曲求全，但是，其过程中周先生为理想中的小学初中语文教材已经做足了理论准备，做出了框架设计。这是周先生留给后人的极其宝贵的、独一无二的学术遗产。

周正逵走了，他把“教材梦”留在了人间。

个人的伟大之处，在于明知道自己渺小，改变不了什么，却始终不放弃自己的梦想，愿意以自己近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血肉之躯、有限之命，投入到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从而获得永生。

——周正逵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本文是一个人的断代史，也是一个领域的断代史。回望前辈艰辛探索的历程，是为了不再一代一代地重复他们的悲剧，是为了重建教材志士的精神家园，重现百花齐放的教改胜景。

（作者：唐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