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普通的老师，从小学教师到中学教师到大学教师。只是很平凡的工作，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业，谈不上对国家作出了什么贡献。但没有偷懒，无愧于心，觉得一生很幸福。
我的中小学时代是在我们祖国受苦受难最深重的年代。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度过的，日军把我们的学校炸成断墙烂壁。抗战胜利那年我刚好初中毕业，光复以后，学校除桌椅板凳外，什么都没有。上课只在黑板上做实验。但是同学们学习都十分努力，觉得国家受到列强的侵略，我们青年有责任建设祖国，要振兴工业，实现工业救国，所以几乎所有同学都想学习工科。我当时年轻，好高骛远，认为要报考全国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专业，就报考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没有想到一榜落第，成了落榜生。为了生计，只好去当小学教师。
当了一年小学教师，改变了我的理想和命运，觉得教育很重要，教师这个职业也很好，和儿童在一起很愉快，看到他们的成长很有成就感。第二年，我就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于是一辈子成了一名教师。在北师大学习了两年，1951年就被派往苏联留学，学习教育学。1956 年回国，回到北京师范大学教书，直到今天。其中五六十年代被派到北京第二师范学校教书、北京师大附中即钱学森学习过的学校担任教导处副主任4年、北师大二附中任校长3年，最后又回到北师大教书，一直到今天。这就是我简单的平凡的经历。
我觉得我这一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由不会学习到学会学习，由不会教书到学会教书。学习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当年我们在苏联学习是非常艰苦的，去的时候连俄文字母都不认识。第一周俄语老师让我们背儿童的《看图识字》，要记住1000多个单词，第二周就让我们读《联共党史》，真是奇苦无比。第二年正式和苏联同学一起听课，还是迷迷糊糊，只是靠课后与苏联同学对笔记。老师布置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我们要比苏联同学多几倍时间和努力才能读完。但觉得为了回来建设中国的教育，不辜负祖国的期望，再苦也要努力学习。
1956年回国，在北师大担任助教，在地理系、物理系讲教育学公共课。1957年又派我到西城师范兼课，做班主任。1958年至1962年被派到师大附中工作，在那里担任教导处副主任。与其说是我在那里当老师，不如说我是在那里当学生。师大附中是一所老学校，是我国公立学校的先驱，那里培养了像钱学森等一代大师人物，有优秀的教育传统。学校有一批很优秀称得上大先生的老师。他们热爱学生、学术精湛。例如教高中代数的韩满庐先生，由于课教得好，被北京市教育界尊称为“韩代数”，教几何的曹振山先生被称为“曹几何”，教三角的申介人先生被称为“申三角”;还有教化学的尚欣久先生、教生物的陈婉芙先生、教语文的时雁行先生、教地理的王树声先生等，都是被学生爱戴的好老师。我常去旁听一些课，学到许多东西。
那个年代非常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附中设有生产车间，有几台机床。我在那里和学生一起劳动，学会了车个小零件。夏天带学生到农村拔麦子，秋天收白菜，我也受到了劳动锻炼，从一个不会教书的老师，逐渐学会做老师。我的一些教育理念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形成的。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等，都是在附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悟出来的。
1962年我回到北师大工作。我因为在国内只上了两年大学就到苏联去学习，所以我的中国传统文化底子非常薄弱。回国后我就自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以及《史记》《资治通鉴》等经典著作。1964年我又被党委派到外国研究室工作，负责编辑《外国教育动态》，使我接触到许多外国教育资料，大大扩展了我的眼界。改革开放以后，我在老一辈教育家王承绪先生、滕大春先生指导下学习比较教育，开始从事比较教育的研究和教学。50多年培养了70多位博士和博士后，为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做了一些工作。
“文革”期间，先是到北京第三轧钢厂做小工，搬50公斤的钢带；再到燕山东方红炼油厂建厂烧锅炉；后来在临汾吕梁山脚下垦荒两年。我本来身体很弱，经过劳动锻炼，居然不到90斤的身躯竟能挑起100多斤的水，夏天割麦子还能和年轻人比一比。在劳动中我学到不少农业知识。劳动回来，生活有规律了，身体渐渐好起来，体重也随着年龄的增长增加起来。
1979年担任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开始从事比较研究。做科研也是艰苦的工作。那时还没有电脑，更没有互联网，就是靠做笔记，做卡片。改革开放以前，我没有写什么文章，改革开放后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就开始研究教育与经济的关系。1980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什么叫现代生产，它的特征是什么？我是学文科的，实在不太懂，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查阅了国内外许多资料，才初步弄清楚一点，但是不放心，又去请教在人大工程经济系任教的我小时候的同伴，才敢肯定下来。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里面的话:“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资本论》1953年的中译本把“现代工业”翻译成“近代工业”。我们一位搞教育史的老师就对我提出意见，说“近代”和“现代”是两个概念。这下子把我难倒了。我只好去查《资本论》的英文版，又查德文版，发现都是“Modernity”这个词，原来是翻译上的失误，1975年版也已改过来。可见做学术来不得一点马虎。
“终身教育”的思想也可以说是我最早引进到中国的。在这过程中也闹过一次笑话。1971年联合国恢复我国的合法地位，相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恢复我国的席位。1974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8届大会。大会要制订中长期发展规划，各国都提交了各种提案。教育方面的提案有一百余条，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发展中国家如非洲、拉美等国家提出的，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注普及初等教育、扫除文盲，立项援助；另外一类是发达国家提出的，要求关注青年的失业问题，为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立项。关于成人教育，我还有所认识，如我国扫盲，业余补习学校等。至于什么叫终身教育，却从来没有听到过。请教周围的教师，也都说不知道什么是终身教育。于是按照当时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认为，既然终身教育是发达国家提出来的，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终身教育肯定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于是在分委会讨论时，我就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扫除文盲和普及初等教育的提案，而对终身教育则只好置之不理。等到表决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扫盲、普及初等教育的立项，我就高高举手；对于终身教育的立项，因为不了解我也不敢反对，只好弃权。当时阿尔巴尼亚还是我们的盟友，他们的代表坐在我的右前方，他常常转过头来看我，看我举手他就举手，看我不举手，他也不举手。
会议期间，法国教育部长在凡尔赛宫举行隆重的招待会，在互相交流中，有一位澳大利亚代表问我，中国如何解决青年失业的问题。我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我说:“我们中国没有人失业，中学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中国农村有广阔的天地！”现在想起来很可笑，但当时自以为立场很坚定。实际上反映出我自己的闭目塞听，才闹出了这样愚蠢的笑话。
1976年“文革”以后，我们才看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委员会1972年的教育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这本书全面阐述了终身教育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深远的意义。如该书提出的21条革新教育建议的第一条是:“我们建议把终身教育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今后若干年内制订教育政策的主导思想。”报告提出，“终身教育这个概念，从个人和社会的观点来看，已经包括整个教育过程了……从今以后，教育不能再限于那种必须吸收的固定内容，而应被视为一种人类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人通过各种经验学会如何表现他自己，如何和别人交流，如何探索世界，而且学会如何继续不断地--自始至终地完善自己”。最后，报告向我们提出了“向学习化社会前进”的行动策略。
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中，就讲到终身教育的思想。马克思说：“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又说：“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第三句话很长，概括起来是说：大工业生产生死攸关的问题是要用全面发展的人代替局部发展的人。怎么才能做到全面发展？那就要学习，工人要接受教育，要把生产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工人不仅体力得到发展，脑力也得到提高，才能够适应大工业机器生产的不断变革。虽然马克思没有使用终身教育这个词，但他这些思想中不是包含终身教育的思想吗？因此终身教育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而是十分先进的、有远见的教育思想。终身教育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并很快流行不是偶然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教育发展的必然，因此我把它称之为20世纪最重要的教育思潮。
我在想，《资本论》第一卷我在解放初就读过了，在苏联时又读过一遍，回国以后讲教育学时总要讲到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综述，也总要引用《资本论》的论述，为什么就没有读懂呢？现在想起来，这也并不奇怪。这是由于我们长期生活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中，看不到生产的变革，不理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根本涵义。例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提到:“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我当时就不理解。直到20世纪80 年代后期，我国经济发生革命性转变，许多工人下岗转业，才真正体会到大工业生产的变革，并由此而造成的大批工人下岗流动。下岗工人再上岗就必须重新学习，参加职业培训，这不就是终身教育吗？今天人类步人了知识经济时代和学习化社会，每一个人都必须不断学习才能适应社会的变革，才能使个性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如今学习已经成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人的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的动力。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我的老师辈的教育家，中国教育学会的老会长张承先和华东师大校长刘佛年提出要编一部教育大辞典供老师参考学习，当时他们让我当主编，我当时虽已不是青年，但深感自己的学识不够，一再推辞未能成功，只好担任下来。原来想得比较容易，把教育学科中的概念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吗？谁知这项工作十分艰难，要把一个概念用简短的文字表述出来，真不是一件易事，需要厚积薄发，查阅各种文献，综合各派观点，凝聚成几十字、几百个字。我们组织了几百人的队伍，一干就是12年才完成。后来又编纂了一部《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又用了12年的时间。虽然很辛苦，但却是一个学习过程，使我学习了许多许多知识，也培养了我的能力。
2000年担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以后，我重新回到基础教育领域。因为当过小学老师、中学老师，我对基础教育有深厚的感情。20 年来，我走遍了中国大地，访问了数百所中小学，向一线的老师学习了许多东西，更加坚定了我服务教育的初心。我总结了基层老师的经验，提出了“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教书育人在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四句教育信条。我特别高兴，现在这四句话已经被广大教师所认可。
总结70多年的教育生涯，我觉得我的一生就是一个学习的旅程。今天，我虽然年事已高，作为一名老教师，仍然需要学习，继续努力，把余生都献给党的教育事业。
来源|《时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