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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家目光中的“大语文”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论道访谈录

时间:2018-01-17作者:李浴洋来源:教育家杂志社

李浴洋:在进入“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钱理群、温儒敏与吴福辉都是成就卓著的资深学者。三人著作丰赡,在从事专业研究之余,都对于中国语文教育抱有浓厚兴趣。尽管具体的着力点不同,但都从中年时期开始密切关注语文问题,不但从文学史家的视野出发做出理论思考,而且还直接投身一线实践,在多所大学、中学与小学开设课程、参与改革与总结经验。今天,我们特邀了三位先生从文学史家的专业视角来分享他们眼中的“大语文”。

钱理群,1939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与民间思想研究,著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丰富的痛苦》等著作。

温儒敏,1946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山东大学特聘文科一级教授,教育部部聘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著有《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及《温儒敏论语文教育》等著作。

吴福辉,1939年生,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主要从事20世纪30年代小说、海派文学以及市民通俗文学研究,著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沙汀传》等著作。

温儒敏:

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应构建良性互动

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大多讲究家国情怀和社会担当。我担纲教育部部聘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外界评价我“已经把主要精力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向了中小学语文教育”。其实如果一定要说重心“转向”,那初衷也还是希望自己除做出专业上的成绩外,还可以为社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这也是我们仨关注教育问题的共同出发点。当然,我们三个人介入教育的方式不太一样。比如,老钱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对现实的批判力度也很大。我则主张既要有理想的目标,也要充分考虑如何去操作,逐步去落实,要有必要的平衡。但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那就是期待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培养新人、改造社会。

北大一直延续着关注语文教育的传统。像语言学的朱德熙先生、古代文学的冯钟芸先生,他们都有过从事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经历,毕生都关心中小学教育问题。在我看来,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良性互动也是北大传统的组成部分。只不过后来由于高等教育的学院化越来越严重,这一传统被人为切断了。我在北大成立语文教育研究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想接续这一传统。

20世纪90年代的师范大学普遍忽视师范教育,都在追求往综合性大学的方向发展,这是有问题的。师范教育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基础教育的质量,值得大力投入。1999年8月,我担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第一件事就是在北大召开语文特级教师会议,讨论北大介入基础教育的可能性。我认为,既然国家有这方面的需要,我想那就不如由北大带个头,重视中小学语文教育。等到将来师范大学都重视了,北大也就可以“退出”。随后我牵头北大,主持成立了语文教育研究所,希望以鼓与呼激励师范教育。

北大推进语文教育的研究已经有十多年了,很见成效。我们既做基础教育的研究,又直接介入一线的“教改”。如我在北大领衔承担的“国培”计划,迄今已培训过二十多万中小学语文教师;牵头主持“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由北大中文系十多位教授参与编写“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及各类大学语文、中小学课外读本。再就是近几年担纲主编的“部编本”中小学语文教材了。

教材编修不像自己写文章那么自由,肯定会受到某些制约,但即使这样,也还是有许多改革的空间,可以把自己的某些教育理念和学术研究的成果加以转化。与其一味批评、抱怨,还不如自己动手去做。这些工作不只是满足社会的需求,也能给自己的学术研究带来活力,让我们这些平日在象牙塔里讨生活的学者,获得一般纯学术研究难以企及的充实感。

做些这样实实在在的事情,有时还能直接影响到教育部门的决策。这也算是高等教育回馈基础教育的一种方式吧。

吴福辉:

教育要打通书斋与社会

我们三个人都关注中学语文教育,这与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有关,那就是我们认为每个现代人都应当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知道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有哪些伟大的作家,进而通过阅读伟大作家的作品,提升自己和整个民族的精神素养。文学审美中包含了对认识现实与把握现实的能力培养,人的想象力的养成也同样离不开文学的涵养。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的重心之一,就是要把文学推向社会。因此,我们从事专业的文学研究,也需要打通书斋与社会。而关注中学语文教育,正是我们在这一方面做出的努力。

在王瑶先生指导的我们那一级研究生中,钱老(钱理群)和凌宇是中专语文老师,相当于高中语文教师。赵园、陈山和我都是普通中学语文教师。这也天然决定了我们会关注中学语文教育。

另外,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自然会受到鲁迅的影响。鲁迅十分关心青年,把青年看作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我们主张文学要参与到教育中去,而教育又关系到青年,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所以我们愿意做一些事。

新时期以来的中学语文教育,可圈可点的地方实在不多。例如,我们总是改来改去,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到选拔制度、考试标准,都是动不动就改。不好的地方当然要改,但改得这么频繁就暴露出我们背后缺乏理论指导,仿佛教育实践不需要“教育学”理论的指导,或者说是与东西方几百年的近现代教育思想无关似的。教育是百年大计,不能像儿戏一样,尤其是不应当搞成政绩工程。一线教师经不起这么折腾,孩子们更经不起这么折腾。

钱理群:

继承现代文学传统必须要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

文学价值的实现离不开教育。不但文学对于教育来说有意义,教育对于文学而言同样也有意义。比如,这些年我们普遍意识到新诗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遇到了某种危机。这里面当然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但我想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之一大概就是让新诗走向教育。说得再通俗一点儿,就是让新诗到孩子们中去,到大学生中去,重新激发它的活力。前些年,我和洪子诚老师主编了一套《诗歌读本》,包括学前卷、小学卷、初中卷、高中卷、大学卷和老人儿童合卷。这一努力体现的就是我们的新诗观,甚至文学观。让新诗走向教育,恢复和发展中国的诗教传统,不仅是为了在教育中发挥新诗具有的启蒙与审美功用,同时也可以赋予新诗以新的创造性。

其实,关注、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传统。我曾写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认为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本身就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白话文进入中小学语文教材就是文学革命最主要的成果与标志。胡适的《中学国文的教授》与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都是语文教育理论的经典著作,现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叶圣陶、朱自清都是现代中小学语文教育最主要的开拓者。这些都绝非偶然。朱自清先生是我的师祖、王瑶先生的导师,我从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开始,就一路承继了他们传统的自觉意识。

当然,关注教育问题也与我个人的精神特质和个性有关。在课堂与写作、当教师与做学者之间,我更喜欢的还是课堂与当教师。事实上,我的课的确也比我的书更受欢迎。一些理工科的学生,在听了我的课以后转到中文系,或者在本科毕业后考了中文系的研究生,这是我自己很得意的事。记得我出版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时,想不出好的题目,就去请教陈平原。他脱口而出——“人之患”。这是《孟子》里的话,说的是“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后来的确就用了这个书名。“好为人师”,喜欢课堂,是我的特点。因此,关注教育也和我的个人性情相关。我曾经说过,我和中国的几代青年朋友都保持了血肉联系。这一联系的纽带就是教与学,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教学相长。

至于我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介入,也主要是想推动自下而上的民间教育改革。这和我努力推动民间学术是同一个思路。我始终坚持民间立场,所以我还关注了西部农村教育、打工子弟教育以及以打工者为主要对象的平民教育,等等。我的做法主要是通过和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课外读物与民间读物。在这方面,我下了很大功夫,先后编有《新语文读本》《诗歌读本》《地域文化读本》《小学生名著读本》与《平民教育人文读本》等等。与此同时,我还一直坚持对第一线语文老师的关注与支持。我曾经为十多位语文老师的书写过序,既为他们鼓与呼,也将他们的教育经验提升为新的语文教育思想。在我看来,这都是最基本的建设工作。

李浴洋:

三位先生都是以资深学者的身份关注教育问题的典范。在大语文观的理念下,高等教育中的文学教育有哪些好的实践与经验呢?几位先生都有着自己的“文学教育观”,对于高等教育的育人理念,你们又是如何理解的,对中国的青年一代有何嘱托与期待?

钱理群:

学术研究重在实践

我在20世纪90年代主编过一套《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做这套书,其实是培养研究生的一种方式,让我的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初步的学术训练。在我看来,做现代文学研究,一定要从史料发掘入手,亲自动手做过史料工作的学者和没做过的学者,做出来的研究是非常不一样的。好的研究是离不开史料工作的支撑与涵养的。当然在发掘史料的基础上研究史料,经过分析、综合,形成自己的文学史观点,这才是学术工作的主体部分。比如我的学生吴晓东(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教授)当时负责整理《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诗歌卷》,他就从中注意到了吴兴华。现在研究吴兴华的学者已经比较多了,但现代文学研究界比较早关注吴兴华,并且给予他文学史评价的就是吴晓东。而他对于吴兴华的研究,也影响到他对于整个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状况的判断。这样,单纯的史料工作就从他的手里转化成一种创造性的研究工作。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后来的一些成果,很多都跟他当年的这一经历有关。可见,实践是培养研究生、培养人才的比较理想的一种模式。

温儒敏:

先生最看重的是教学

我们当老师的责任就是让学生有出息,把少数有志于学术的学生推举出来。我不要求学生一定要按照我的路数发展,我要做的就是激发他们对学术的兴趣,寻找各自适合的方法与路径。我上课很注重通过重点作家、作品的分析,以点带面,将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带”出来。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以点带面,学会从文学潮流发展变化的历史联系和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去讨论某一文学现象产生的缘由。而在方法论的背后,注重的是思维训练和人格的熏陶。我在北大任教三十年,近年又到山大任教,讲过十多轮基础课和多门选修课,培养过三十一名博士生和三十八名硕士生。在当今这个浮躁的时代,在论文、项目唱主角的风气中,我还是特别看重教学,教学才是本职,也是本义。

作为知识分子,当然要强调批判的眼光与立场。但批判的目的是什么?能抵达何处?也应当充分考虑。当下社会并不缺少批判的声音。批判性必须与建设性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具有力量。知识分子要有独立意志,但这不等于你说东,我就说西,也不是总把自己的观点绝对化,挤掉可能的回旋空间。我们应当追求的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在现实中解决问题。这就是我在《论语文教育》一书中所说的,“我深感在中国喊喊口号或者写些痛快文章容易,要推进改革就比想象难得多,在教育领域哪怕是一寸的改革,往往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这些读书人受惠于社会,现在有些地位,有些发言权,更应当回馈社会。光是批评抱怨不行,还是要了解社会,多做建设性工作”。

吴福辉:

让生命里有文学

我最后谈一点我对文学教育的愿景。我希望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人都能真正热爱文学。我在做文学青年的文学阅读研究时,发现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热爱文学。我们那一代人里选择做文学研究的绝大多数是热爱文学的,但我感觉现在很多研究现代文学的青年学者其实并不热爱文学。如果说有什么嘱托,我想第一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热爱文学,把文学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让生命附着在文学之上,也让文学附着在生命之上。我甚至以为,最后是否从事专业研究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你的生命里有文学。

年轻人无须太迎合潮流,关键在一定要有定力。人弃我取,人取我弃,要有一点儿独立精神。在此基础上,再把青年敏感、新锐、热情洋溢的优长发挥出来。年轻一代学者做好了,学科自然就有希望。我期待这样的学者越来越多。当然,其实也不需要太多人从事这一行当,在十个研究生中最终有一个走上这条道路,也就可以了。

(本文素材节选整理自作者于《文艺研究》2017年第10期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道路、方法与精神——钱理群教授、温儒敏教授、吴福辉研究员访谈录》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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