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也看到一些“留守儿童”，特别是一些小哥哥、小姐姐，在逆境中顽强成长。爹妈不在，他们承担起赡养爷爷奶奶，照顾弟弟妹妹的重任。他们没有城市独生子女所受到的过度骄纵、过度保护，很小就“长大”了，真的很感人。但是这些“小大人”遭遇的困难很多，这种过早承担或多或少也会给孩子造成伤害。

记者：“留守儿童”问题有着很深的社会背景。当年沿海地区民营工业大发展，内地农民迁徙务工曾得到政府力推，欠发达地区也把这作为脱贫致富的好途径，还出现过政府包专列、干部带队的盛景。但是户口制度的改革没跟上，形成了庞大的“体制外”流动人群，很多人没有固定职业。流动人群享受不到与城镇户口捆绑在一起的权利及社会保障，也缺乏对社会、对家庭、对自己的责任心。农民竞相涌入城市形成潮流、形成风气后却没有持续的安排、疏导，只盯着经济增长的“城镇化”又推波助澜。大规模的盲目流动一方面导致中心城市、大城市拥挤不堪，环境、秩序乃至治安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导致农村社会凋敝、乡村文化消亡。乡村文化是熟人文化，道德约束是他律式的。这种他律式的约束在走出熟人圈后大打折扣。盲目流动已导致相当多流动者家庭的解体或半解体。在这种情况下赡养老人、养育子女难免都顾不上了。我们对这种情况不能再掉以轻心、视而不见了。

边玉芳：已经存在很久的流动人群，在谋生上仍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忘记自己为人父母的责任，都不要忽视养育、教育子女的天职。有一次我去理发，正在打理生意的女理发师接到一个电话，态度很不耐烦，凶巴巴地吼了几句就迫不及待地挂了机。我听着不对劲就问她在听谁的电话。她没好气地说是自己的儿子。我又问她儿子多大了，为什么对儿子这个态度，她回答说是自己16岁生的，今年也16岁了。来电话没别的事，就是要钱。我还问她多久没见了，想孩子吗，她回答说，生下来不久她进城谋生就很少见面。孩子小的时候很想，受过一阵煎熬，后来就渐渐不想了。这么久了跟孩子早就没了感情，孩子估计也是，来电话就是要钱，弄得她很烦。这种情况也许不普遍，但确实是个典型的悲剧。

我遇到的另一个妈妈要好得多，每天都给孩子打个电话。虽然不能与和孩子朝夕相处的父母相比，但毕竟好多了。无论工作或生意有多忙，父母必须尽到起码的责任。没办法只能把孩子放在老家的，有几个“一”必须做到。比如要记得孩子的生日，到时候给孩子买一份礼物寄去；每个星期至少要给孩子打一次电话；过年若是不能相见至少要给孩子备一份礼品比如几本好书；一个月至少要跟孩子的每个老师联系一次。做父母的要记住，没有把孩子带在身边，对孩子来说已经会影响到他们的成长了，这些事情再不做实在是说不过去。

记者：边老师你为此做过多次调研，看过很多基层实际情况。政府、社会、爱心人士的救助、帮扶活动效果如何，有何需要改进之处？

边玉芳：我调研去过不少“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农村，也看到当地政府为此做出了种种努力，社会上的好心人、志愿者团体、慈善组织也都献出爱心，开展了种种救助活动。但是有必要指出，政府或社会团体做具体事的人在做工作之前没有受过培训，更没有研究过“留守儿童”的真实需要。这些活动有些并不在行，难以收到实际效果。比如学校里建起“留守儿童”活动室，课后有老师或志愿者组织孩子们活动，做游戏、给他们讲故事。小学阶段的“留守儿童”们很喜欢这种活动，但是到了初中就没几个学生愿意来了。这个年龄的孩子已经到了“心理断乳期”，特别敏感，觉得自己去那里是因为没人管，是别人在可怜我，对集体游戏已经没什么兴趣。有些慈善、公益组织买些礼物送给“留守儿童”，最多的是书包，再就是买鞋或买些文具。有些地方反复送，一个孩子已领到好几个书包了。有些孩子开始反感这些活动，拒绝领取这些“标签”式的“礼物”。还有的地方是一年只搞几次类似的活动，甚至只在“六一”儿童节搞一天活动。这些是不能代替父母的呵护和孩子所需要的日常关爱及情感支持的。

我还看到有些志愿者没有受过起码的培训，在十二三岁的孩子们面前说话很不得体，发言中引用某一个孩子质问她父母的话：“我想你们的时候你们在哪？我生病的时候你们在哪？我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你们在哪？”这些话都对，但是不能在“留守儿童”面前说。这样说会给孩子造成再次伤害。另外有些孩子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没有对父母产生很深的不满乃至怨恨，这样反而会导致孩子们这样去想他们的父母。尽管我们要找出问题的根子，逐步解决，但是做未成年人的工作，还要尽力弥合他们的家庭关系而不是去撕裂人家的家庭关系。

“留守儿童”由学校给予特殊关照，虽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至少是关键的补救之道。这就需要培训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帮助他们懂得儿童，了解“留守儿童”真正需要什么。碰到困难怎么办，同伴之间如何相处。我觉得慈善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与其花钱给“留守儿童”重复买书包，还不如把这些钱用在刀刃上，用于培训教师，给予照顾“留守儿童”的班主任和老师一定津贴。

记者：冷静、理智地思考这一问题，令人心中十分不安。世界上所有文明民族，都把认真负责养育子女作为伦理道德的最重要原则，都用法律严格加以保障。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也把家庭关系、养育责任作为纲常伦理的主要内容。当下我们也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其中明确规定，不尽父母之责遗弃子女属于犯法。但是所有这些法律、道德悉数瓦解，造成这么多未成年人处于困境之中。

边玉芳：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做出顶层设计，在深层次上做出调整，出台根本性措施。“留守儿童”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创造条件消除这种现象，让未成年人与父母团聚。现在的情况是积重难返。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对不负责任的父母褫夺监护权，那人数太多了，同时，让这么多外出务工的人都回到目前的农村，会导致其他的社会问题，目前看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必须严重关切这一问题，尽快做出统筹安排。我们要从短期和长期几个方面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当前要紧的是，要让在外务工的父母意识到自己对孩子成长的责任，尽可能创造与孩子交流沟通的机会，关心他们的成长，要承担起父母应有的职责。同时，学校、社会、政府也要为这些孩子的成长提供符合他们成长需求的、有针对性的帮助。但从长远来看，我更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与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这就要国家和政府作好顶层设计、长远规划，比如建设好新农村，再比如重建农村文化。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希望的是我们的社会给所有未成年人以安全、幸福保障，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