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们的一些教育没质量的院校、不靠谱的专业，如果在国外招不来学生。许多国家的人认为，二十岁上下是金色年华，干啥都是最出效益的时光。不干事、不挣钱还要花家里钱，又得不到真才实学，没人会来。
李奇勇：教育的过度还表现在技术化、神圣化和功利化。
“技术化”，老师把一堂课上得精而又精，每一分钟站在哪里笑，站在哪里看，板书从哪边开始写，字写多大，让哪个学生互动……精细到这个程度，全部是工业流程中的那些标准，这样的教育怎么能有活力，怎么能有温度？技术化还反映在评价上，流行的评价标准有可操作性吗？猜想一下，老师们拿着这些东西怎么办？还有时间去研究学生吗?当这些东西太严密、太技术化的时候，你就发觉运行成本很高，折腾死人。长此下去，学校没有文化、没有特色，不可能出优秀人才。但是这样的教育却大行其道，因为这种教育容易比出高低，容易出成就、出“名师”，容易产生“专家”。
记者：在语文教学领域，有专家反对教师讲课时“过分表演”，反对教给小孩子朗读时摇头晃脑、拿腔作调。
李奇勇：“神圣化”，是指对教育脱离实际在政治和道德上的拔高。教育肯定是意识形态范畴的东西，但不能无限扩大。当下社会的其他问题和矛盾不能解决的时候，人们通常会追问教育，这就是将教育神圣化。神圣化也是一种悖论。一方面教育的重要性被强调得无以复加，过去讲“天地君亲师”，现在说 “知识改变命运”、“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另一方面呢？在政府和民众两方面，并非真的重视教育、尊重教师。各地政府，一把手有分工抓教育的吗？二把手也不多吧。多数地方教师待遇不如公务员，就是工资数与公务员相当了，而这两个职业的软福利，或者叫附加值也不会相当。比如在县医院，公务员去看病不用排队，教师就难说了。在民众当中，为子女争夺优质教育资源不遗余力，但是一旦子女的学业成绩拔尖了，却没人鼓励孩子报考师范，包括高三年级班主任。
第三是“功利化”，这里的教育功利化并非仅仅指用教育来赚钱，主要是指教育的培养方向、教育理念过于功利。比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知识改变命运”，等等。既然这些功利目标都要靠考试实现，考上大学“走出大山”，那你说减负该怎么解读？减负动真格的家长不干，减负成了死结，成了悖论。另一方面，人们看到很多人读完大学找不到工作，在城里落不下，这样就引发另外一个极端——读书无用。教育捆绑的功利目标太多太大，表面上看是强化教育，其实走到极端就是反过来的“读书无用”，极大地伤害了教育。
以上的三个问题累积起来就成了教育“过度化”的基础。
记者：一方面是功利化的过度，另一方面是对教育根本目标的背离，基本素养培养的缺失。
李奇勇：所见略同。
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其根本使命就是帮助孩子长大成人，顺利融入社会，完成生物人社会化的过程。尽管我们的教育存在各种过度，但是对这一根本使命却有所忽略。比如在学生来说，对自我的认知，对周围环境特别是人群的认知，对世界、自然的认知都远远不够或残缺不全。在自我认知方面，很多学生都存在偏颇，不是骄傲自大、过于自我甚至自私，就是自卑、缺乏自信。在如何与身边人，比如父母、老师、同学相处方面也不懂得，经常出问题。至于对待世界、对待自然，往往是既缺乏敬畏，又不懂得珍惜。
记者：时代背景发生巨变，但是观念跟不上的情况还有。
李奇勇：是这样的，教育的社会背景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的观念转变跟不上。旧中国，上学读书是少数人的事。这少数人一类是特别聪明、勤奋，即真正热爱学习的人，另一部分非富即贵，肩负“富贵传家”使命的人。现在不同了，义务教育早已普及，是强制性的。过去学校如果不是知识传授的唯一渠道也是最主要的渠道。现在不同了，网络无时无地不在，人人都持有手机。
与过去不同的还有，教师也不再是怀有远大理想，由国家免费师范教育培养出来的优秀分子。现在教师当中多数是“为稻粱谋”选择这一职业的普通人。对于入行教育，选择这一职业的新教师，我们当然要进行理想追求教育，让大家懂得“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道理。但是想仅仅以崇高理想感召，高尚道德自律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恐怕难以达到目的，还是要按照现代职业岗位的管理理念，制定职业规范、守则，设计匹配的薪酬体系，大幅提高农村教师待遇，规划好每一个教师的职业生涯。
记者：产生教育四个过度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李奇勇：教育是经济基础、社会现象和人群思想交融、合力的映射。当社会浮躁、人群迷茫的时候，你不可能指望教育有多么冷静、多么明智。在当下，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出现的偏颇，不当的发展观、成功观和幸福观充斥。一提发展就是GDP直线上冲。同样是高速发展，速度稍微降下来点，政府、民众即产生严重焦虑，好像GDP就应该是直线上升，总应该处于第一象限。那么什么叫新常态，别的国家经济停滞不前或出现负增长日子还不过了呐？一提成功就是升官发财，名利双收，最好是一夜成名，一夕暴富。教育的成功就是高考得高分，过去是升入名校，近来又变成直取清华北大。一提幸福就是家财万贯，住豪宅、开名车，至少也是人有我有。这些迷失最后都会聚焦教育，于是就出现了应试教育、功利教育、离农教育。
记者：比较典型的有“艺考热”。一是报考比例远离理智，一比数百；二是很多家长不惜花钱、花时间带着孩子辗转北京、上海等几个大城市赶场。其中肯定有醉心于艺术追求者，但也有很多是参加普通高考无望，以为艺考是捷径；还有的梦想着一夜唱红，一出戏成名，全不顾多数艺校毕业生在专业领域就业困难的现实。再一个例子是有的农业院校做了调查，越是农村考生越不报农科专业，成绩上线的多报考管理、金融。
在贵州这种多贫困山区的省份，山里娃考出去、走出去一部分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学校教育仅仅是为这部分离开的孩子铺路，忽略了为本地发展培养人才，忽略了为其他考不上大学，应该留下来的孩子提升素质，为其生存、发展奠定基础的使命，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这样教育就成了离农教育、抽血教育。不要忘了教育是花公共资财举办的事业，首先应该为本地发展服务。
李奇勇：离农教育的背景是农村的凋敝。看看这些年乡村的变化，“乡绅”没了，村小学空心化，很多村小被撤并了。一个村庄没了学校，就没了生机、没了灵魂、没了文化。一些地方政府制定了城镇化指标，限定时间撤并村小。于是乎，为让十里八乡的孩子升学进城，走出大山就成了乡村学校的目标，就成了乡村教师的使命。
记者：面对这些情况，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改变现状呢？
李奇勇：面对这些情况，教育当然任重道远。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不是教育应有的状态，要通过努力使教育回归本源，回到使受教育者素质得到全面提升，实现社会化，成长为现代社会合格公民的道路。当然，这不是教育一家的事，首先要全社会调整心态，戒掉功利浮躁，回归常态发展。现阶段要做的就是调整发展目标，调整政策，公平优先、兼顾速度；调整对于教育的评价。当务之急是资源向农村教育倾斜，停止人为撤并，改善农村教师待遇，留住村小，留住农村的文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