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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我的写作发端于校园

时间:2016-01-14作者:实习生 李亦然 杨蓓蓓来源:《教育家》杂志2016年1月号

苏童:我的写作发端于校园

1983年,20岁的苏童在《青春》杂志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第八个是铜像》。将近三十年过去了,回忆起这件事来,苏童却仍然记忆犹新,他甚至记得自己专门跑到北太平庄附近的一个报亭,买到了这本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的杂志,兴奋不已。这一年,苏童大三。

“我那时候是文学狂热分子中最狂热的”

苏童于1980年考入北师大中文系读书,1984年毕业,去了南京艺术学院工作,但他在毕业之后却很少回北师大。对此,苏童说自己主要是“近乡情更怯”,师大有他的成长记忆,也是他的写作发端之处。在这里,他发表了处女作《第八个是铜像》,也为后来的成名作《妻妾成群》埋下了灵感。

谈起那个被后来人称为“黄金时代”的年代,苏童说,因为那时没有什么好的电视电影可供娱乐,整个民族宣泄与表达的唯一出口就是文字,所以文学格外兴旺,是一个“群体性的文学时代”。一个班里四五十个人,几乎所有人都在写诗。而除了中文系,即使是物理系、数学系的也都在写作。苏童就是在那样一个大环境的感召下开始写作的。当时的师大其实并不算特别鼓励文学创作,对学生的培养方向以输出教师为主,课程除了文学课程,还有大量的语言文字课程。但是却也提供充足的平台,给每个人以发表文学见解的机会。当时,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文学墙报,学生可以在上面展示自己的文章,大家相互观摩评鉴,而苏童正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几乎每一期墙报上都有他的习作。

在大学期间,苏童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泡在老图书馆里。他很喜欢老图书馆的氛围,非常安静。那时座位非常少,他每天都早早去抢一个好位置,在那儿看书,写写东西。他戏称自己是“图书馆的优秀读者”,却是中文系1980级一个成绩一般的学生,因为自己的主要时间都去搞创作了。

那时的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大学毕业那年,苏童有八个工作单位可以挑选,他可以自由选择留北京、留上海或者回老家苏州,可以说完全没有就业压力。苏童认为,这也是他能够一直做文学梦的主要原因。他有很多时间去操作、实现自己的兴趣,而现在的年轻人无论是在校还是跨入社会,都会感受到压力二字,人们不再做文学梦,这也是非常正常的态势。

苏童觉得,自己“要说有什么特殊之处,那就是对于文学比较坚持”。大学时代的苏童不停地投稿,却总是收到退稿信,但他并没有一蹶不振。为了不被本专业的同学“耻笑”,苏童改去体育系所在的自习室写作,“因为体育系的自习教室人很少,他们又都是那种五大三粗型的,没有人会去搞创作,所以我可以更加静心地去创作。”

“读书是我最大的积累”

在进大学之前,由于时代所限,苏童对于许多外国作品只是耳闻,虽然心向往之,却并没有机会真正去读一遍。也正因为此,偶尔读到一本外国小说,就印象十分深刻。苏童还记得在自己上小学的时候,姐姐曾经拿过一本没有封皮的书回家,苏童好奇地拿起那本书开始看,虽然并没怎么看懂,却记住了里面男女主人公的名字,一个叫玛丝洛娃,一个叫聂赫留朵夫。后来上了大学,苏童在师大图书馆里读到《复活》,才发现这居然就是小时候读过的那本没有封皮的旧书。

八十年代初,国家刚刚开放,图书馆里外国书籍并不多,甚至连《红与黑》这种现在随处可及的名著都十分难得,即使有也是五十年代出版的旧版本。但即使如此,苏童也已经十分满足,因为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现在终于可以读到了。在有些阴暗的师大老图书馆里,苏童尽可能多地阅读西方文学作品,那些书因此成为了苏童一生的财富,也为其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苏童并非不喜爱中国的唐诗宋词,只是因为“外国作品实在没机会接触”,所以更加让他如饥似渴。

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读到塞林格时的感动。那是一位好友把《麦田里的守望者》借给他,他连夜读完,内心被忧伤笼罩,受到了极大的触动。整个大学时期,塞林格都是他最痴迷的作家。他把能觅到的塞林格的所有作品都读了。苏童甚至无法解释自己对于塞林格的钟爱,他说,塞林格的作品直接渗入心灵和精神,并且影响了他的短篇小说写作。他也读了海明威、契诃夫等文学大师的短篇小说,念念不忘于他们的技巧与氛围。

苏童说,自己在大学时读书的目的非常单纯,不带丝毫功利性,就是因为个人爱好。并且,他觉得自己“没有第二种选择”,因为对于受教育的人来说,要想获得能量,最好的方式就是从“文本的知识”那里攫取。

“我写的比原来还是要好一点”

虽然已近天命之年,苏童依然在不停地创作。他最新的长篇小说、2009年出版的《河岸》就获得了英仕曼亚洲文学奖。但对读者来说,还是他早期的《妻妾成群》等作品更为熟悉。面对这种状况,他笑言“我比原来写的还是要好一点”,称自己还在进步,还在坚持,现在所能做的就是让遗憾越来越少。

“长篇小说是需要养的。”从《河岸》出版到现在已过去三年多,苏童仍无新作问世。为他认为写作应精雕细琢,要在一种绝对自由的状态下才写得比较舒服。“我不会在写作时受任何因素的影响,写作是完全体现个人价值的事,作家有时候需要做到目中无人。”

谈及他自己的写作,苏童认为文字最好的表现方式是脱离时代烙印,使用文字应该做到“看不见雕琢的痕迹”,以情节吸引读者。苏童谈到,当读者不再谈论他使用的文字,而关注小说给人的震撼感,这才是他可以宣布成功的一天。

每个作家的创作源泉是不同的,他觉得文学的创作空间依然很大。作家从现实的体验、阅读的给养出发,都可以写出优秀作品,甚至国外很多大作家的大作也都源于一些报纸的社会新闻。

苏童给人感觉不一样的在于他作品的南方气质,阴冷、压抑,于是,很多人给他贴上“女性作家”的标签,但苏童说这是个误会:“我不太在意把我归入什么派别,但是我想,我写作还是按照我的直觉和我自己的标准在写。”

苏童的作品改成电影的比较多,除观众熟悉的《妻妾成群》外,他的《米》《红粉》《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都曾改编为电影。但他认为电影对他的创作没什么影响。在写小说之前,他不会考虑能不能改影视,并且认为,专门为影视而写的小说,是不能成功的。“文学改编为电影,不是文学与影视的合作,而是个体与个体的合作,是非常个人的交流。” 然而电影和小说一比,就容易使人失望,对此他笑言“我的小说拍不好是常态,拍得好才是惊喜。”

不论是上大学时期还是现在,苏童花在阅读上的时间都很多,也推荐喜欢文学的年轻人重读经典。他说:“‘重读’两个字很重要,很多优秀的作品一遍两遍是读不完整的,因为在阅读时,有时会产生有意无意的遗漏,有时候遗漏的恰好是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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