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7月5日,河北省涿鹿县决定全面停止全县中小学“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改革。
7月11日,郝金伦辞去县教科局长、党委书记职务。
7月12日,郝金伦辞职演说录音被人整理上传网上。
“无论多长时间的满堂灌、题海战术、对孩子们野蛮的张榜公布成绩等,在我郝金伦看来都是误人子弟,哪怕是一个月,我都不能接受。”
郝金伦的声音经网络传播,很快引起教育界的高度关注。
“我郝金伦为了几万涿鹿孩子一生的发展,进行了一场没有退路的课堂教学改革!”
这是辞职后郝金伦在不同场合经常提及的观点。
辞 职
“是悲凉,不是委屈。”郝金伦擦着额头的汗水,视线投向远方。
2016年8月7日中午,坐在北京昌平一家快餐店门口,郝金伦的情绪仍不平静。
辞职近一个月后,比起推行“三疑三探”课改几年中,他经常被人在“涿鹿吧”上谩骂攻击,此时郝金伦的心理体验已发生了变化。
这不是他第一次尝到失败的滋味了。
2015年7月15日晚,涿鹿县实验小学操场,一个规模超过2000人的家长会正在这里进行。郝金伦亲自上台讲话并重点介绍了“三疑三探”对于培养学生的种种好处。
涿鹿县城一位家长说,家长会挺惊险曲折的,事先郝金伦挑选的参会人员,全是实小和县初级中学两校反对课改的学生家长。
家长会刚开不久,就有人跟郝金伦“对上了话”,不少后排的家长跑到前面去,公开表达对他的质疑和不满;有人当场骂娘,场面一度失控。
家长会后,郝金伦做出让步,同意县实验小学和初级中学暂时不搞“三疑三探”。
这两所学校是涿鹿最重要的公立小学和初中,占据了当地基础教育“半壁江山”,家长的强烈反对,意味着郝金伦主推一年多的课改遇到了阻力。
“当课改最困难的时候,全县几十名中小学校长和3000名教师对我的默默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我为涿鹿县的孩子们做了一件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郝金伦说。
7月11日上午,在教科局内部会议上,郝金伦宣布辞去局长、党委书记职务,随后他用半小时时间,阐述了辞职原因以及对涿鹿教育的希望和不舍。
这篇题为《涿鹿县郝局长激情辞职讲话》的文章爆了很多“猛料”,但有几段话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
——三年当中,我与在座的诸位校长、老师,经过艰苦奋战引进了受人诟病的“三疑三探、思维导图、深本数学、元认知技术”等等,我认为,我们目前全县教育是一派欣欣向荣。
——在课改的实施过程当中,我仅仅是一名参与者、协调者、见证者,而绝非领导者。
——我想说,好多受益的家长和学生,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我无话可说!
2013年8月郝金伦上任局长时,涿鹿县基础教育在张家口处于中下位置,最突出问题是优秀学生外流严重,家长普遍对县上的教学质量不信任。
2014年夏季高考,涿鹿中学应届生一本上线3人,这样的结果让郝金伦他们如坐针毡,这也是当年秋季开学迅速在全县推进“三疑三探”的主要原因之一。
2016年夏季高考,涿鹿中学应届生一本上线53人,如果加上复课学生,这个数字是93人,创造了涿中历史最好成绩。
家住县城隆昌路附近的学生家长张秀萍(化名)说,教育改革是好事,你郝金伦也是好心,但不要拿我们家孩子当小白鼠!你课改一旦失败,代价谁来付?
同在路边纳凉的一位中年人认为,别搞那么多“花拳绣腿”,求学是件苦差事,就得让孩子们吃苦,清华北大不是你课堂上讨论讨论就能考进去的。
2016年上半年,为进一步打消家长的顾虑,郝金伦在全县搞“学校开放日”,让家长走进学校,看一看真实的“三疑三探”是什么情况。
2015年,教科局进行家长教学改革问卷调查。在涿鹿县合符小学,发出了260份问卷,收回260份,除了4份填写的是反对意见,其余全部是支持。
但郝金伦没有提及其他学校问卷调查的结果如何。
“前两天,愤怒的上街游行的人群围攻政府,声嘶力竭打条幅,让我的万丈豪情,烟消云散;让我的满腔热情,如坠冰窖!我在三楼上看到那些群众如此之激动,声嘶力竭,我的心在淌血。我想:我所为何来?”
这段言辞激烈的诉说,正是郝金伦辞职演说材料的开头部分,不到100字的表述,给人以过目难忘的“冲击力”。
对于课改,从上世纪80年代起,涿鹿县引进过多种课改方案,产生的结果良莠不齐。每几年一课改,成为涿鹿教育的常态,对于“三疑三探”,更多人抱着观望的态度。
郝金伦一直坚信“三疑三探”是融科学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于一身的好东西,对学生的一生的发展很有帮助,并直言“试看20年后的教育界,自主、合作、探究课堂必将大行其道。”
而7月5日涿鹿家长群体上访事件中,不少人说如果继续搞“三疑三探”,我见郝金伦一次就狠揍他一次,非让他辞职不可。
“在课改的推进速度和方式方法上出了问题。”涿鹿县教科局副局长许世民说。
涿鹿县大堡镇中学校长李树杰说,引进“三疑三探”的意图很好,也符合国家教育部新课改精神,但通过“搞运动”的方式来强推,这本身是不妥的。
郝金伦辞职后,新局长很快到任,据县教科局一位干部介绍,新局长早年毕业于河北师大,做过教师,有一定教育背景。
教 改
43岁的郝金伦早年毕业于一所农业专科学校,有多年乡镇工作经历,29岁担任共青团涿鹿县委书记,2013年,40岁的郝金伦担任县教科局长、党委书记。
在过去一些同事眼里,郝金伦工作能力强,喜欢接受新事物,但也有人评价他性格倔强,不是一个随和的人。
2014年5月22日涿鹿县教科局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被外界认为是郝金伦全面推进“三疑三探”课改的开始。
“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包括四个环节,即:设疑自探、解疑合探、质疑再探、运用拓展。
新课改引进后,不少人发现,它跟原先的课改不同,思路新,强度大,掌握难,其中部分教师和家长的阻力成了课改推进中的两座大山。
过去教师们掌握多年的教学方法,在“三疑三探”面前不好使了,教案要颠覆,思路要创新,授课方式必须推倒重来。
2014年5月22日县教科局下发涿教 【2014】61号文件,要求教师的“入模”必须在“本学期”内完成。
这一时期,郝金伦在引进“三疑三探”同时,将女儿从河北正定中学转回涿鹿上学。
孙静(化名)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感到“三疑三探”对学习自觉性强的孩子有效果,但一般学生掌握就很吃力,一不小心,中等学生就会变成差生。
“一些成绩差的孩子常凑一起说笑,课堂乱七八糟的。再说,老师不留作业,孩子不做题也不考试,这让我们怎么放心?”涿鹿县城人民北街路口一名学生家长说。
涿鹿中学高中语文教师王丽认为,好的教学模式首先要务实,符合学科、学情要求。“三疑三探”实施后课堂效率不高,而且不适合文言文的教学,因时间不够,有的课程她就跳过去不讲了。
2014年5月,“三疑三探”全面落地,经涿鹿一些学校“实验班”短期实验后,迅速向全县推开。
实际上,2013年8月郝金伦上任时,涿鹿的基础教育正处在困难时期,全县成绩排名前100名的初中毕业生,基本都外流到衡水、石家庄等地上学。
“素质教育不是踢足球打篮球弹钢琴拉二胡。真正的素质教育主战场是课堂,通过各门文化课的改革,解放孩子们的思维,实现自主学习全面发展,这是符合教育客观规律的。”郝金伦说。
小峰(化名)刚在涿鹿中学读完初一,说起“三疑三探”,他说自己很喜欢,班里有一个同学,期末考试7门功课总分拿到了满分760分。
“我们班没这么牛的,但成绩好的也很多。”小旭(化名)是县城私立北晨中学初一学生,跟小峰是好朋友。
涿鹿县希望学校初二学生小嘉(化名)在小学毕业前接触到“三疑三探”,几年过来她各科成绩都很好,特别是数学,一直是年级的尖子。
小嘉说,也有掌握不行的,基础差的同学成绩不容易赶上来,学习就没了热情,老师们很着急,除了补课,还让他们多做练习题。
在涿鹿县30多所中小学,很多班级都建有6到8个学习小组,上课时老师让每组学生先自学、讨论,进行新知识的理解掌握,而合作解题和拓展应用等环节,增加了学生的“存在感”。
新课改实施后,“热闹”“自由”成了描述涿鹿这座冀西北小城基础教育的关键词。
学生积极发言;成绩领先的同学上台讲题;几个人相互配合寻找更优的解题思路;教师被问住;师生合作探究疑难知识点……这些教育理论书上的场景,在涿鹿课堂上变成了司空见惯。
在县大堡镇中学,校长李树杰没有搞机械的“疑探”课改模式,面对农村学生基础较差的实际,他领着教师活学活用,进行了“先练、合练、再练”的“大堡式课改”。
2015年7月实验小学家长会后,县教科局官网出现了“微妙变化”,原来县分管领导到学校听课、支持课改的信息变少了。有人戏称,“三疑三探”变成教科局自己在“老王卖瓜”。
“任何改革都是有风险的,改革肯定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郝金伦语气坚定地表示。
在涿鹿有两种说法,一是教科局与家长们的沟通不够,导致后来矛盾激化,家长上街抗议课改;二是郝金伦的理想化人格,造成了课改不顾实际甚至“一厢情愿”。
不管是开家长会说明情况,还是努力营造教育改革气氛,“三疑三探”与传统教学的巨大差异,让课改后“不讲课、不学习、不做题、不考试”的说法不胫而走。
这种说法产生了连锁反应甚至恶性发酵,最后演变为涿鹿民间集体的“焦虑情绪”,一说课改,一些家长的抱怨、辱骂在县城内外不绝于耳。
尽管大多数孩子表示喜欢这种课改,但家长以“过来人”身份,看到在高考选拔人才机制下“高分数”的极端重要性。
“他想改变应试教育模式,培养一批有创新精神的学生,这个想法很好,但一旦遇到家长的反对,结局肯定不好。”一位涿鹿中学附近的家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