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教师给教育者群体带来了变化。也许因为他们成长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浪潮中，也许因为他们直面群体特征更加明显的“00后”，作为独生子女一代的他们，脱离了物质匮乏的年代，有着高孤独感、高竞争感、高话语权、高情感负担。同时也有着学习能力强、同理心强、独立思考能力强等优点。他们自称是“佛系”的一代，是“步入中年”的一代，是“文艺范儿”的一代，是带着“长辈压力、同辈压力”，且要最早直面“00后”的一代。

本期《教育家》，走进北京“90后”教师群体。作为国家教育高地，也作为个体价值喷涌的大都市，北京，承载了太多“90后”的喜怒哀乐，梦想与现实。当然，也包括这些“90后”教师们。

 

相亲“这件事是应该做的”

 

“看了你的采访提纲，我觉得是在填一个相亲资料，哈哈”，初次见到北京某中学的“90后”教师吕奕欢，她以这样的方式调侃。

1994年出生的吕奕欢在这所学校任高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已经3年了，她目前单身，没能摆脱“单身贵族”的她确实有些遗憾，“以前觉得工作更重要，很吝啬花在个人方面的时间，比如有一个学生找我，同时有人给我安排了一次相亲，我一定会选择学生。”

北京，中国单身青年最多的城市，根据淘宝和大众点评鲜花订单量，每年情人节，北京都会送出全国最多的花。北京的“90后”男女教师们，是一个相对特别的存在，他们从毕业开始，就自动进入了“被相亲”群体。同事们的“见个面”，家长交代的“认识认识”，还有朋友之间的“互相认识个朋友”，是他们忙碌生活之余，充斥着其假期等为数不多闲暇时间的重要主题。

但在接受《教育家》记者访谈的北京“90后”教师之中，目前无人结婚。他们从1991年到1998年间出生不等，既有公立学校的学科教师，也有民办学校的研究型教师，还有教育机构的培训教师，他们对婚姻普遍有着积极寻找，却又相对开放的态度。

1996年出生的小学数学教师王梦也是“相亲大军”中的一员，“学校的老教师知道我是学数学的，经常帮我介绍一些学信息、物理等专业的理工男，但其实我更喜欢有文艺范儿的男生”。王梦并没有为婚姻着急，但对相亲几乎不会拒绝，她认为，“这件事是应该做的”。

教师行业的稳定和缺少男性已是共识，根据《“90后”教师现状调研报告》数据显示：在“90后”教师队伍中，男教师比例仅占13.76%。在学校里，教师们更多接触的是孩子，以及已是为人父母的同事。因此，相亲似乎是一件应该要做的事。王梦的一个相亲对象是大自己5岁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员工，说跟她不合适的原因是两人完全相反的作息规律，互联网公司多是下午上班，凌晨休息的状态，与教师的朝九晚五相差甚远。黄朝阳作为一名男教师，在这个问题上也很伤脑筋，自己来自外地，教师也并非高薪职业，几番相亲经历，“不是看不上我，就是我看不上”。黄朝阳将这个问题总结为自己不够开放，这是他从与北京的“00后”学生打交道得来的经验，必须足够的开放，敢于尝试新的，才能让自己活得更好。现在，他已经有了女朋友，还在广州读书，两人通过网络相识，采访当天，黄朝阳特意穿着一件女友送的黑色T恤。

也有不去相亲的，就一个理由：太忙。来自河北的安琪毕业于北京一所教育部直属学校，她是一名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工作的忙碌程度比互联网大厂的“996”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前有过一个男朋友，不过因为太忙就分手了”。

 

在北京生活并不轻松

 

采访时，北京的某位中学校长在谈及“90后”教师的婚恋问题时，提出“安定”一词，学校努力为青年教师安排住宿，组织工会、联合老教师帮他们解决婚姻问题，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安定下来。“因为对于外来教师来说，不能安定、舒适地生活，必然会影响到教学，对于他们个人来说，幸福感也无从谈起。”校长告诉记者，“道理很简单，在北京，两个人一起生活总比一个人轻松一些”。

“90后”外地人在北京遇到的问题，同为外地人的“90后”的教师们普遍也会遇到。

安琪处在极度的焦虑之中，有个比她早来学校两年的年轻教师，近期选择了离职，代价是学校要找他索赔40万元违约金，因为他已经拿到了北京户口，“这个事情目前僵住了，老师不同意给钱，学校也不同意他离职，他现在也不来上课，学校还给他发着工资……”采访继续，此时钟表的时针已经指向凌晨1点，安琪再次习惯性地叹了口气，“其实我也多次萌生过离职的想法。”

北京户口，是很多外来年轻人选择教师这个职业的重要因素，同样也是学校用来绑定教师的重要法器。从学校角度来看，很多学校的教师总人数是固定的，要等到老教师离职，才能招收新教师，每一次的招生名额有限，并不能像企业那样持续、稳定地招聘，有的学校甚至几年才有一批新教师入职。然而对于“90后”教师来说，假如没能在学校找到归属感，觉得无法实现自己当初所设想的教育理想，他们通常难以强迫自己去逆来顺受，离职的想法就会在每一个不眠之夜滋生。北京户口，在这个相互拉扯的过程中扭曲成畸形的枷锁。

“产生离职的想法是危险的，却也是没有办法的。”研二的安琪，曾在自己所设想的自由职业和父母建议的稳定职业之间有过徘徊，但研三找工作的兵荒马乱让她在紧急中选择了一个能够快速接纳她的学校，这在当时也埋下了一份焦虑，那就是安琪与学校签订了10年的合同，这就意味着，1991年出生的她，如果按照这个合同，等到可以离职时已经年近40岁。

1992年出生的黄朝阳已在北京任教3年，他一直居住在学校安排的多人宿舍里，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车程10分钟左右。对自己现状，他的态度是：可以接受，但不能满意。“现在一个人，眼前的生活还说得过去，但未来不会一直一个人，也需要房子和其他必要的物质条件。”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些，他迟迟没能作出明确的规划。

“女友‘十一’的时候来北京找我，这是她第一次来这儿。”黄朝阳告诉记者，北京给他的选择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他不会改变现在的生活轨迹，当教师对他来说是不错的选择，但就此一直走下去，他又很难在北京买车买房，遑论其他生活品质方面的需求。“两个人在一起，能互相理解还好，否则想想就会很头疼。”

张新元是一名来自河北承德的北漂，现在在一家北京著名教育机构任职。她有着积极乐观的性格和十足的干劲，在机构还算得心应手。而当记者采访到她的时候，她正着手准备考北京的教师编。“北京的孩子们喜欢年轻的老师，我能在孩子们当中受欢迎也是因为年轻，但总有一天我会不再年轻。”

对于教师这个职业，张新元认为稳定才是未来。她和同样来自外地的男朋友住在合租房里，她的家人不同意她们这段看似不稳定的关系，她觉得这一切都能解决，而解决这一切问题的方法只有时间，和一个能提供某些稳定可能的计划，比如考教师编。

 

班主任vs“00后”们

 

晚上十点，安琪还在办公室里写一份只为应付检查而并没有实际用途的材料。电话联系到她时，面对我的惊诧，她说：“今天不算晚，昨天加班到凌晨一点。”

在北京，主要学科，尤其是语文学科的“90后”老师，多数同时都是班主任。“十一”假期之前，安琪的一位同事被抬上了救护车。她说，学校里的所有老师几乎都处在亚健康状态，自己的体检报告中也有好几项指标异常，原因很简单，就是过度疲劳。

黄朝阳对自己第一年当班主任的经历记忆深刻。那一天，他让一个犯错的学生出去，但这个学生就强硬地待在原地，这种对峙的感觉让黄朝阳产生了从来没有过的极端情绪，“说不上来是极端的愤怒还是极端的沮丧，只知道那时候的自己已经完全失控”。他生长于东北农村，从上学开始，一直到在北京成为教师之前，他都是一名成绩优异的学生，几乎没有做过任何让老师不满的事情，更别说与老师发生冲突。而当他自己成为一名教师，这个他从未意识到的“教育的另一面”早早地就暴露在他的面前，他真的不知所措了。

任晚秋有着相似的经历，与其他上学期间经历过代课实习的老师不同，直到毕业后才接触，并直接进入教师岗位的她，觉得自己缺乏对学生的了解。当班主任的第一年，她对班上的“00后”学生处在一种完全看不懂的状态，“看不明白他们在干吗，想干吗”，也因此产生了很多矛盾，“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被学生刷新认知”，而她只能，也应该被动地接受。

任晚秋来自山西，同样一直是大人眼中的乖孩子，是个严格遵守规则的人，在她的认知体系中，老师跟她交代的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她只要照做就好了，不需要问为什么，更不会挑战老师的权威。“我上学时对自己是有约束的，假如老师给我提出的要求是80分，我会自己把它提到90分。一开始在班级管理中我也延续了这个逻辑，假如学校提出了规定和要求，我会比学校提出的更往前一些，但是，学生们就非常不能接受。”学生会利用各种细枝末节的事情来和她对着干，挑战她的权威，整整一年时间她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学生会这样？”她沮丧于自己想让学生变得更好，反而给自己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

北京的“00后”孩子们成为许多教师心里的“疙瘩”，他们为此战战兢兢。孩子们优渥的成长环境，所受过的知识熏陶和视野在某些方面是超过这些“90后”教师的。这便天然形成一种矛盾，韩愈所说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本为劝解固化的教师权威，但在“90后”和“00后”的碰撞中，这种概念被反向拉伸，以至于有学生在很多时候完全可以瞧不起他的老师。这给“90后”教师在教学方法上提出了巨大挑战。

根据《“90后”教师现状调研报告》，87.75%的“90后”教师认为对待学生应该在教学中关注每一个孩子并因材施教，但“道”与“术”总是相去甚远。黄朝阳告诉记者，初当教师时，每天会读关于教育的书，学习实践书里的教育方法，也会找有经验的老教师请教，然后模仿他们的做法，但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他们的经验都很好，但面对的不是同一个时空，不是同一个对象，做起来效果也就千差万别。

教育方法相较于因人制宜，后者的重要性高于前者。很多外来教师之所以会在初入学校时遇到难题，多半是因为不了解、不适应北京的孩子。

“只要适应了他们，教育会变成一件很享受的事。”北京从教4年且带过毕业班的李涵，表示自己在体验过教师这个职业之前，心里一直是拒绝。她觉得为人师表对她来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因为她觉得自己更加注重自由，教师的工作会让她有压力。然而，事实并非她想象的那样，读研最后一年，李涵去了北京的一所著名中学实习，与孩子的相处中，她并没有感觉到想象中的压力，反而很有成就感。

她曾以为是劣势的自由性格，却让她在教学中有了意外的收获，她给学生充分施展自我的空间，用学生的方法来和学生相处，她会请学生帮忙分担很多自己作为班主任的工作，还学着打王者荣耀，单挑输了就让学生好好学习等等，这些都是她的方法，“你要学会示弱，告诉你的学生你不是万能的，这样反而可以和他们更亲近”。

李涵被她的学生们称作“大哥”，她和学生们站成一队，假如学校有规定下来，让学生很难接受，她会通过一些方法，有时候甚至“卖个面子”，让学生们支持她，为了她而接受这些规则，“这么做，学生是买账的，一切教育教学都围绕着和学生的关系展开，学生们就很容易接受”。

吕奕欢的方法也很相似，学生们称她为“欢欢老师”或“吕姐”，她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和学生沟通上。吕奕欢所在的学校实行的是导师制，学校会给老师一定“自由发挥”的空间，吕奕欢努力把这些空间利用起来，让自己和孩子们打成一片，“教育的过程既考验教师的智商，也考验情商，北京的‘00后’学生并不会完全把学习看成一种任务，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非常受与教师关系的影响，他们对老师有自己的爱憎，并会把这种爱憎毫不隐藏地表现出来，很多时候，爱一位老师，就喜欢这门学科，讨厌一位老师，就讨厌这门学科”。

 

自我价值

 

吕奕欢是从应试教育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她坦言，一直到研究生之前，没有接触过素质教育。直到学校发起了一个教育项目，她第一次主动去接触学生的时候，有一种感觉油然而生。“发现和肯定每个学生作为个体的价值，其实就是素质教育，就像我们努力发现自我的价值一样。”

很多“90后”教师在决定从事教师职业之前，内心都曾摇摆不定。体育专业毕业的李贺，在毕业后选择当小学体育老师，用的是排除法。“从大一开始，我就兼职做着跆拳道的教练，毕业前，很多人给我的建议是可以去考警察，或者自己开个道馆继续当教练，但考警察的竞争很激烈，教练不是长久之计，家人和朋友还是对教师这个职业的认同感更强。”经过深思熟虑，李贺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

很多年轻人步入教师行列，都经历过这样的“排除法”，教师是他们职业规划中的末位选择，也是他们衡量一切得失利弊后的“最优解”。

也有将教师作为职业首选的，王梦是其中一个。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她就希望自己今后能回到这所学校教书，因而影响到后来的本科选择、研究生选择等等关键节点，只不过许多人生经历也未能如她所愿，她没能满足进那所中学的条件，转而到一所小学任教。

王吉璐嘉是某民办学校的一名西方人文学科的教师，自己能够通过教师这个岗位实现怎样的价值，是她考虑这个职业的首要因素。海外留学归国的她，并未把生存和求职当作压力，她给了自己一定的空间去判断自己想去做什么职业，并能从中获得怎样的价值。

“如何认识自己，本身也是教育的一部分”，由于除西方文学外，也负责一些创作的课程，王吉璐嘉会和孩子们沟通内心“隐秘的角落”，主动把自己剖析给孩子们看，孩子们被真诚感染，也会说出自己真实的故事及想法。“发现自己，认识自己，接下来才是塑造自己，这一点每个人都一样，你是个怎样的人，就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王吉璐嘉觉得寻找自身价值的过程，也是和孩子互动的过程，教师的价值来源于学生。

黄朝阳把教育分为两个方面：教学和育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他反复强调“把自己变得更好，以影响和改变他人生命”这句话，“无论现在做得好与不好，作为一名老师，我已经在影响班上35个学生的生命了，他们背后还有35个家庭，把孩子教育好，会相对减轻家长们的压力，整个家庭的幸福感也会更强。”随后他又强调，“老师就应该这样做。”

投行出身的唐羿，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培训大学生创业项目后，觉得教育更能实现自己作为个体的价值，在他眼里，相比于金融行业流水线上的“工具人”属性， 教师更能发挥作为“人”本身的价值。他在网上寻找国内创新教育做得好的学校，而后发现了目前任职的学校，在和校长仅进行了10分钟的交流后，两人就对如何实现未来教育的观念达成一致，1996年出生的唐羿从此投入了教育的浪潮。

“二战之后的教育，更像是一种工业，社会要求人发挥出自己的最大效能，因而学生的培育方式像极了工厂里生产零部件的流程，培育成果只注重学生的功能性，而几乎不考虑让学生向全人的方向发展，而我期望的教育更像农业一样，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种子，都有自己不同的生长周期，会长成不一样的作物。”唐羿认为，教育不在于求新，而在于求本，在于充分注重和挖掘个体的价值。而他，也把自己出的每一份教程，每一个创意当作自己的产品，当作自己价值的所在。

未来还有很多期待

在接受采访的“90后”教师中，谈到未来是否会终身从教的问题时，他们的态度多是含混的，因为如今的每个人都面临着不同的难题，这个难题也将影响着他们未来的抉择。

挂在李贺心上的难题是已经异地一年多的女友，女友是高自己两届的学姐，家乡在内蒙古，早于李贺毕业的她更早地考上了家乡的公务员，两人未来的选择和态度极有可能动摇他的决定。

安琪觉得自己沉沦在一片黑暗中，除了上课时和孩子们互动的快乐外，其余的很多时间，她会处在一种焦虑和迷茫的状态中，每天疲劳过后，半个小时左右的发呆已经成为她的日常，她想过离开教育行业，但没想好她能去哪儿，应该怎么做。

张新元说，如果考不上北京的编制，也许会继续在教育机构从事教师职业，也有可能转身回老家。她的好几个学姐已经离开了北京，她也有可能，但不想这么早，“尽量不去想，听起来很伤感——离开北京”。

唐羿认为，“90后”教师要保持一个永远年轻的心态，要一直保持创新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感染学生”。当问到他是否有留在北京的想法时，他认为自己会留在北京，也并不担心自己未来能不能实现这一点。

黄朝阳觉得未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自己也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成为一名越来越好的老师。“教育是一片广阔的海洋，‘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是当教师最大的意义，也是教师未来还有很多期待的地方。”

（作者：本刊记者李文星 本文采访教师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