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良：英国技能优才中心主任，英国国家铁路技能研究院高级顾问，从事中英教育研究与交流实践20余年，在创业学、区域经济及产教融合等领域颇有建树，曾在不同时期就相关教育的开展为有关部门提出解决方案。

2019年2月，中国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打造一批高水平实训基地”“积极吸引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指导各地各校借鉴德国、日本、瑞士等国家经验，探索创新实训基地运营模式。”近两年来，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各地相继出台配套政策，创新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中国职业教育在改革路上不断完善，体制与机制建设趋于协调，理论和实务也正在实现相互融合。以促进区域经济为目的，以推动产教融合为抓手，以倡导“火锅理论”为基础，笔者在对英国“学位学徒制”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就中国的“学位学徒制”进行了如下思考，希望能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构建有所借鉴。

就业形势倒逼英国教育改革

2015年4月13日，英国学校联盟及高校领导者协会（ASCL）在其官网上发布教师岗位空缺情况调查：44%的英国中小学表示英语教师岗位空缺，52%的学校数学教师岗位空缺，50%的学校科学教师岗位空缺，超过86%的英国学校表示难以招到主课老师，62%的学校表示副课老师也难招。

2016年7月16日，英国《卫报》公布了UCAS的研究结果：57%的学生倾向于不选择知名大学，原因是“个人兴趣与专业设置重合度低、精力投入与就业前途关联度低”。而相应的报道更是令英国社会错愕：英国罗素大学集团（由24所名牌大学组成的高校联盟）缺招数千名学生，原因是“学生们更倾向于选择应用型大学”。

2017年1月8日，英国《每日邮报》发布消息，伦敦地铁员工因为不满薪水待遇，举行24小时罢工。伦敦交通局在高峰期关闭了大多数市中心一区内的地铁站，通往希斯罗机场的部分路线也被迫关闭。其重要原因，是技能人才严重不足。由于轨道交通行业人员年龄老化严重，年轻技能人才无法快速补充到位，因而英国经常发生因个别人无法上班而导致的整个系统停止工作的状况。

英国就业促进会（UKCES）的诸多报告表明，英国各行业都急需应用型人才，这些问题随时都可能引发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在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下，英国政府及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国内外政治生态的变化，使得英国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新生产业直面挑战，传统行业被迫转型，人才就业备受关注，人才的选聘也更加公开、公正和不讲情面。

与此同时，更多的英国用人单位把应聘者的适岗程度作为招聘其入职的重要条件，从而也促使院校教育与产业的融合日趋紧密。英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院校的学术教育，同时积极鼓励“技术、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深度融合，促进了一体化发展的“TVET组合”（Technical,Vocational,

EducationandTraining），形成了统一质量保障的四大标志：“以市场信息为依据”“以产业标准为基础”“以就业渠道为导向”和“以学徒制度为动力”。

英国“学位学徒制”的源起与贡献

英国产教融合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学徒制，现代学徒制和学位学徒制。其中：“学徒制”谋求学校和企业各管一段、相互补充，“现代学徒制”明确“以企业的岗位需求为核心”，而“学位学徒制”强调企业和院校在更高层次的深度融合。

英国“学徒制”溯源。“学徒制”一词，起源于数百年前的一种简单“约定”：“学徒在约定时间内、按设定的模式完成指定的工作任务”。这种“约定”一直存续至今并逐步形成了250多种“学徒框架模式”，所不同的是曾经的“约定”如今被“职业资格证书”取代了。时代在不断进步，但人们始终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实现“学徒制”的初始目标——通过学徒成为设定岗位的合格员工。1563年，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布《工匠法令》（StatuteofArtificers），标志着学徒制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过渡，开启了近代的英国职业教育，奠定了16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英国劳资政策的基础。

2012年，英国政府指定“理查德研究”提供学徒制度方案。其核心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使学徒制度从规划、补贴、推广和评价方面均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二是由企业主导学徒制的规划、实施，提升学员的适岗程度从而满足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理查德研究”促使413种“现代学徒制标准”取代了传统的“学徒框架模式”。

“现代学徒制”的贡献。“现代学徒制”由企业所领导的专门机构分专业编制，并附有课程考评计划，为学徒提供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现行标准修订了有关内容，其中包括20％的“脱岗”培训，可衡量的可转移性技能和由第三方独立机构负责的结业考评（EPA），旨在确认学徒对于某专业的综合适岗能力。

在这样的体系下，学徒可以较早地涉足职业生涯规划，而企业可以见证学徒的成长过程以及对企业的忠诚度，这为双方未来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英国商业创新及技能部”的最新研究发现，向“二级学徒”每投入1英镑培训费，即可为英国经济产生26英镑的贡献值。商业经济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这一数据虽不受学徒所处等级的影响，但只有当学徒可以完全胜任岗位工作时才会生效。通过商业利润和税收、降低失业率以及扩大英国技能人才基数，学徒将在未来10年内每年为英国经济贡献约340亿英镑。

“学位学徒制度”的推出。2015年，英国推出“学位学徒制”，分为本科（对应职业资格六级）和硕士（对应职业资格七级）两个层次。这个制度在原有的大学文凭课程中融合了由企业参与的在岗学徒培训，有部分大企业（如西门子公司等）已经开始尝试博士级学徒制（对应职业资格八级）。“学位学徒制”具有“企业全程参与培养、充分了解学员情况、适宜培养员工忠诚、大幅降低招聘成本、易于获得学生贷款、提升学生幸福指数”等特点，因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积极参与。

英国各行业均存在明显的技能短缺，特别是在领导力、管理能力、数字技术和工程技术等方面。新的学徒标准和课程不断形成，如今已经导入教学、护理、警察和社会服务事业等公共事务领域。“学位学徒制”满足了紧缺行业的技能人才需求，提升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对于人才转岗和发挥潜能有更为现实的作用。企业和学员们对此充满信心，认为这才是“公平教育”。

来自CBI2016年的教育和技能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企业希望在未来几年为更高水平技能的人才提供更多职位，超过61％的家长表示会支持子女从主流大学的“传统学位”转选“学位学徒”，英国教育专责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哈尔文(RobertHalfon)表示，希望看到50％的大学学生注册学位学徒，而英国几乎所有的政党都陆续开始大力支持“学位学徒制”。

为了促进“学位学徒制度”的推广，英国政府于2017年开始实施“学徒税”，征收的对象包括企业、公共部门及学校等。雇主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使用这笔经费，但如果不用则会被划拨给其他雇主使用。

英国技能发展体系。英国各行业均成立有“国家技能研究院”，负责协同政府进行“政策解读、标准制订、证书发放、产业引导及招标服务”。其中，比较活跃的26个“国家技能研究院”联合成立了“英国技能联合会”。这些“国家技能研究院”与产业和院校有着紧密的联系，对院校而言他们提供学校通向产业的窗口和桥梁，对产业而言他们可提供人才培养和选拔的最佳接口。各行业所对应的“国家技能研究院”,也是英国“学位学徒制”的重要推动力量，其在英国职业教育和技能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打造“学位学徒制”的中国模式

借鉴英国“学位学徒制”的优势及探索，笔者认为中国“学位学徒制”的实施应包含四大核心内容，即职业教育引擎、双语双师课程、贯穿培育体系、区域经济模型。

职业教育引擎。职业教育引擎CDM可由三个部分构成：学位学徒制SIC、技能身份证SID和人力资源预测评估评价体系SIM。其中：学位学徒制度SIC是英国现代学徒制度的升级版，可从根本上使职业教育在学历文凭方面与学术教育殊途同归，从制度上摆正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两方面的关系。经过与众多行业领导企业的共同努力，基于“学位学徒制”的产教融合体系，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校园和企业在学生能力建设方面面临的问题，更好地促进学生就业。

“技能身份证”SID是英国政府总结世界各国先进经验后建立的大数据平台，它可有效解决从“能力建设”到“资源配套”的各环节协调问题，为人才和机构两个方向提供综合服务接口平台，是一项具有革命性创新性的综合服务。

人力资源预测评估评价体系由英国STAT开发，旨在对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的人力资源配置进行最为科学和精细的规划提供数据预测支持，可解决“什么地方、什么时间、需要什么样的人力资源”等问题。

双语双师课程。双语双师课程CDE，可由中国产教融合体系SCC、区域经济技能人才需求SCD和英国职业教育资源SCE构成。其中：中国产教融合体系SCC将中国26个行业协会及其主管部委所推行的“产教融合”体系、职业资格证书及其实训课程进行优化，形成可以对应国际课程的“产业资源池C1”，将100所中国有代表性的院校所推行的“产教融合”课程体系进行梳理，形成可以对应国际课程的“教学资源池C2”。

区域经济技能人才需求SCD通过SIM系统科学预测区域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状况，有序导入技能紧缺人才培养计划，形成可以服务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应用型紧缺技能人才池D1”，根据当地用人单位的需求和相关院校的办学实际，形成“订制提升方案和协作关系池D2”。

英国职业教育资源SCE将英国26个行业的“国家技能研究院”的“产教融合”体系和实训课程进行梳理，形成可以支撑对华业务的“产业资源池E1”，将英国60所高校推行的“学位学徒制”课程体系进行梳理，形成可以支撑对华教学的“教学资源池E2”。

依“D1订制D2”，以“（E1+E2)规范（C1+C2)”，从而形成适合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技能人才培养的“双语双师产教融合课程（CDE）”。然后，在“技能教育国际化引擎CDM”的带动下，实现“产教融合”的人力资源储备。贯穿培育体系。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模式，遵循“多层次融合、多维度培养、多人才出口”的“三多原则”，畅通不同层次院校间人才培养通道，衔接1+X和升学、留学及就业各个环节，辅助学生技术技能与外语培训能力提升，拓宽不同职业发展规划选择，实现职业教育“立交桥”功能。知识工场等未来型的学习平台，为贯穿培育体系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区域经济模型。目前，中国大多数地区已经认识到了人口素质的重要性。但是，如何提高所在区域人才和产业的适配度，需要采取具体措施，同时还要注重四个“一步到位”，即：一步到位达标“产教融合”。在教育部、人社部和相关机构的指导下，按照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要求，真心重视并实现“产教融合”。其主要措施包括：三段一统（高中本科硕士连读），三位一体（招生即招聘、上学即上班、毕业即就业），三免一定（免费测、免费评、免费试、定制“升学留学就业直通车”方案）。

一步到位实现“国际互认”。按照“技能一带一路——国际人才港”的总体布局和实施方案，适时适量引入国际资源，与包括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英国培生集团在内的著名中外教育机构合作，搭建“国际互认”协作体系。

一步到位完成“产城结合”。在提升教育质量的同时，技能型人才的素质和能力也会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认可，与教育配套的产业不断发展，促进“产城结合”多维联动。一个产教融合的院校可望实现2万在校生和每年20万学员的培训，具有在5年内向当地导入20万高技能人才的潜在优势。

一步到位引领“双招计划”。国际标准的设施和“产教融合”的格局，必将吸引外资和大量的人才来华就业、回国就业，“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工作也会相应地进入良性互动阶段。

“火锅理论”与三四线城市的使命

推动新时期中国职业教育改革，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关系到每个社会单元，有待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如果大家不重视，改革的目标就实现不了；如果大家重视了，但是资源配置不当，就会形成巨大的浪费。

以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为例，发展一个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并不难。有一个1200人左右的初中，一个1200人左右的高中，一个3600人左右的高职，三五个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加上政府的一笔引导资金，就可以形成一定的产业技能人才培养优势。

这就相当于组团吃火锅，大家各取所需，分享营养。问题的关键，是组织者要把握好算法，把各方面的利益都考虑进去，同时还要告诉大家可以共同分享“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红利。英国政府的研究表明：产教融合的投入产出比是1:4，即每投入1元就会产出4元的效益。中国的人力资源成本相对较低，应该可以达到1:6的红利，或者更高。

中国的优质教育资源过去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即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及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的一些城市。中国的国际学校和高收费民办教育，70%分布在这些地区，只有30%分布在三四线城市。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状况。一二线城市的教育优势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教育发展的均衡布局，三四线城市的教育必须得到大力发展。

现今，许多人对三四线城市的教育发展潜力估计不足。过去一两年，中国的“产教融合”制度还在酝酿中，国内外教育的发展形势还不明朗，影响了人们对三四线城市教育的看法。现在，新的产业和新的寡头机构短期内不会形成针对三四线城市的资源竞争。因此，如果不充分利用三四线城市的窗口期政策和市场需求，那就会错失教育发展良机。

从现有的办学情况来看，培训业的创新和积累一般进展很快，在进行全部投入后的三年之内，除了收回本校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获益很多。充分挖掘和发展一二线城市的教育优势和储备，可以使人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三四线城市的教育发展。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三四线城市教育的快速发展。所以，对于发展三四线城市的教育来说，目前是既有机遇亦有挑战，关键在于人们是否能抓住机遇，更好地利用三四线城市的政策红利，加强产教融合、开展证书培训等三四线城市急需的教育项目。

构架中国“学位学徒制”，可以巧妙地借助数字经济的优势。且不说信息共享创造的知识传播速度有多快，单单知识和技能教育的表现形式就足以引发学习的革命了。分享“数字经济”红利，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架构中国“学位学徒制”教育，必将引发新的学习革命。特别是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说，教育的发展大有可为、大有前途。

（作者：马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