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一部以“死亡”为题材的电影上映，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这部名为《人生大事》的电影目前已取得了17亿元的票房成绩。
一个是“吊儿郎当”的殡葬从业者，一个是失去亲人的小女孩，影片讲述了发生在两者之间令人忍俊不禁而又为之动容的故事。刑满释放不久的殡葬师莫三妹，在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武小文，小文的出现，改变了莫三妹对殡葬行业和生活的态度。对于影片，褒奖的评论很多，批评的声音也不少，但对于影片对死亡题材的关注和探讨，公众保持了较为一致的认可。
死亡面前的人生百态
外婆在午睡中去世，小女孩以为外婆还在睡觉，一遍一遍地叫着“外婆”；年轻夫妇痛失爱女，面对被小文拿去涂鸦的骨灰盒却潸然泪下，因为自己女儿生前最爱画画；子女为争夺财产吵得不可开交，老伯却想用这笔钱给自己办一个活人葬礼……影片展示了死亡面前的人生百态，真实而又荒诞。导演刘江江表示，自己对于死亡主题的关注，与他少年时代的经历有关。
刘江江在河北的农村长大，爷爷和大伯是木匠，有时也给村里人做棺材、操办丧事，“小时候我家院子里就摆满了鱼柳、桑槐、松木、柏木的各种棺材。十里八村谁家有丧事，爷爷会去帮忙，我们方言叫作‘大了’，事了拂衣去的那个‘了’”。有时候，刘江江就躺在棺材里，“浑身盖满刨花，尤其是松木、白木，味道特别好闻，太阳一晒就在里边睡着了，吃饭的时候，爷爷和大伯找不着我，最后从棺材里把我拎起来，一边打一边骂，这是我的一段很浪漫的童年回忆”。
儿时的刘江江跟着爷爷参加了很多葬礼，常看到很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唱戏的、放电影的，这对于当时娱乐生活并不丰富的农村娃来说，是一种新奇愉快的体验。“所以小时候我对葬礼印象很深刻，更多是关于有趣好玩的那一部分，这甚至是我文艺爱好的启蒙。”
以儿童视角观察殡葬、生死，也成为《人生大事》的表现手法。当莫三妹将小文外婆的遗体带走时，小文追着面包车跑了好几条街——“你把我外婆带到哪里去了？”莫三妹最后告诉她，外婆去了天上，变成了星星。这一段创作也来源于刘江江的童年，小时候奶奶告诉他：“地上少一个人，天上就会多一颗星星。”因此，电影给了常常遭到歧视的殡葬从业者一个温柔的称呼——“种星星的人”。
刘江江说：“我觉得中国人对待葬礼的方式其实是很浪漫的，中国人的葬礼是彩色的，有纸扎、抬棺号子、器乐班子等，整个流程就是一个治愈的过程。大家把已逝去的人当作还在世一样沟通交流，这是豁达的体现。”他回忆称，2014年，大伯病故，入殓的时候，表哥把大伯生前用的手机放进棺材，泪汪汪地说：“舅舅，到了那边别换号……”围着棺材的亲人们被他一句话逗乐，转而又痛哭。
走上社会后，刘江江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工作，拍摄一档乡村题材的栏目剧。在白洋淀采风时，他听到一个故事：有一位老人毕生没有娶媳妇，也没有子嗣，他就想看看自己的葬礼，于是把全部积蓄花在了给自己办一场葬礼上。刘江江说：“这个故事正切合了电影的主题——站在死亡终点上，去回溯人生应该怎么过得更有意义、应该珍惜什么。”
一堂生动的死亡教育课
“我和片方交流过，当时觉得5~8亿（票房）就差不多了。”影评人谭飞表示，电影上映后的表现突破了大家原来的期望，“破圈了”。除了电影本身的因素外，谭飞认为，这也和社会氛围有一定关系，“疫情给人们带来了挺大的冲击，原来大家没有停下来的时间去思考死亡，现在更愿意去面对这个话题了。在一定程度上，电影暗合了这种国民情绪。”
影片中，莫三妹抬着棺材，喊着号子，和同事吃力地走下一段长长的、曲折的楼梯。有观众表示受到了震撼：“弯弯绕绕的楼梯，印刻了人生从开始到结束，哪怕中间曲曲折折，终究还是会走向终点。这一段可以说是整部电影中，最有深度的一段了。”
谭飞表示，《人生大事》的思考力度和哲学深度与一些经典电影相比还有差距，但它给社会带来了一次死亡教育的熏陶，有其正面作用和价值，“死亡是一件人生大事，确实说得很对。对于青少年而言，这是一堂生动的死亡教育课，很多孩子看完之后，可能会对死亡少了一些忌讳，会更加明白生命的珍贵，更加珍惜当下”。
“我们有两大禁区，一个是性，一个是死。”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表示，死亡是许多家庭“房间里的大象”，大家有意回避这个话题。这不是某个家庭或学校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受传统文化“未知生，焉知死”观念的影响，人们对于死亡总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讳莫如深。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刘勤学表示，比如《人生大事》中的小文，不能理解外婆的死亡，当有人要把她外婆抬走时，她就拿出红缨枪抵抗，不让他们带走外婆。当外婆被抬走后，她就到处寻找外婆，坚信外婆还在，要求当初抬走外婆的人把外婆还回来。甚至到了殡仪馆，看到当初装外婆的棺材就冲上去，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孩子对死亡的不理解，这就需要大人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向孩子解释死亡，缓解孩子因为亲人离世而产生的悲伤或愤怒的情绪。”
刘勤学还举例说，有的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过早知道死亡，当孩子亲近的人将要离去时就将孩子带离，导致孩子没有见到亲人的最后一面，也没来得及和他们道别，“这都将成为孩子一生的遗憾，甚至会因此憎恨家长，大人以为把孩子和死亡隔离是对孩子的保护，却不知这种做法会对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
对死亡的不理解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比如自杀。刘勤学表示，在一项对儿童自杀行为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有自杀倾向的孩子具有更低的“死亡回避”，“也就是说，他们更‘不怕死’。其中有许多可能的原因，比如说，他们可能经历了一些生活的负性事件（比如遭受霸凌、性侵），对现实生活的恐惧远远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孩子认为自己已经在现实生活中走投无路，只有死亡能够让他们解脱。当孩子们将死亡理解为逃避现实痛苦的最佳方式时，很多惨剧因此发生”。
因此，在刘勤学看来，理解死亡，能帮助孩子培养更好的适应能力，反之，则会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产生可大可小的影响。“死亡教育是人生必修课。死亡如骄阳，但并非无法直视，只有直视骄阳、认识死亡，才能更好地认识生命、找到生命的价值。”
人类永恒的话题
“人生除死无大事。”正如《人生大事》这句台词所言，如何面对死亡，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史铁生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说：“向死而生。”无论生活中如何避讳，对生和死的思索仍是人类生活的底色。
2008年汶川地震，宗春山被派驻至四川省绵阳市九洲体育馆，开展灾后心理干预。在体育馆内，“吃住都不是问题，只要拿着一个受灾的证明，就可以免费领取”。宗春山发现，在生活物资那里排队的人不多，只有一个地方排出了将近300人的长队伍，“我过去一看，是一个与寺庙相关的，他们干什么呢，给每个人发一个播放音乐的小盒子，可以挂在身上”。宗春山说：“所有的地方都不用排队，就那里排队。显然，在灾难面前，人们的心灵受到了重大创伤，需要寻求慰藉。”
在灾难面前，人们无法忽视死亡带来的难以承受的痛苦。如何看待死亡，突然变成了一个迫切需要答案的问题。宗春山说，当年很多得救的孩子，后来选择从事医生、军人、教师等职业，“就是因为解放军给了我二次生命”“因为医生救了我”“因为老师冲在前面保护了我”。在宗春山看来，向死而生是问题的答案，因为有了死的存在才有活的意义，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黄晓丹在一次演讲中说：“除了生活中的事件，能够帮助我们思考死亡的还有文学作品。”她提到陶渊明的一首诗《拟挽歌词》，作者假设自己的死亡发生在秋天，大家把他的尸体送到城外，到郊区去埋葬。陶渊明想象了一下死后的生活：“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最后一块墓砖合上之后，就开始了永恒的黑暗，他再也不会看到第二天早上的朝阳。至于那些前来送殡的人，陶渊明说：“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黄晓丹讲起一次送殡的经历：“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人已经被烧掉了，大家就坐上租来的大巴往回开，我忽然间发现，殡仪公司的乐队所吹奏的音乐，已经变成了《喜洋洋》《今天是个好日子》。老人们在打瞌睡，年轻人开始商量下午去哪里玩。那时候我忽然间觉得，这不就是陶渊明所说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吗？直系亲属可能还余留一点悲伤，可是其他人真的是已经唱着歌，奔向他们各自的生活了。”
那么应当如何面对死亡呢？陶渊明最后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意思是说，我们活着时得有一种觉悟，发现自然的生命流转、生生不息。面对死亡，我们能把自己想象成另外一种形态，依然存在着，只是归入了生命的洪流。这样我们就和山川一样，看起来无言无语，但是和山川一样永恒，和山川一样伫立。”黄晓丹表示，在文学作品中，人们可以寻找到对死亡焦虑的安慰。
刘勤学则谈起了一部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这部电影讲述了墨西哥的亡灵节，在墨西哥，这个节日意味着全家团聚、庆祝生命、悼念死去的亲友。不同于中国人对死亡的严肃和沉重的态度，墨西哥人对待死亡的方式是积极和欢乐的，亡灵节不仅仅是对故人的缅怀，也是一次当下生命的狂欢。刘勤学说：“这部电影向观众呈现了一种独特的生死观——被忘却才意味着真正的离开。这也点破了我们一直回避的话题：死亡其实并不可怕，重要的是爱的人一直在我们心中，而这也是死亡教育很重要的一部分。这部电影非常值得家长和孩子一起看看。”
宗春山则推荐了电影《入殓师》《剃头匠》《永恒和一日》，他特别提到了国产电影《剃头匠》，基于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北京一位九十多岁的敬大爷，有着八十多年的剃头经历。他有四百多个老主顾，每天上门剃头、聊天，日子一天天过去，主顾越来越少，老人也开始准备起自己的后事，他希望每个人，包括他自己，干干净净地来到人世，利利索索地离去。
宗春山表示，许多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作品，对生死的探讨都很有深度，蕴含大量死亡教育和生命教育的契机，家长和教育者们应适时把握。“死亡虽然有神秘的一面，但它不应该成为秘密，而应该成为一个可以公开探讨的话题，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开明的、积极的、健康的、有利于成长的家庭和社会氛围。”
(文 | 黄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