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今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深入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将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可以算是一种特殊教育，贯穿大中小幼全学段，如何实现学段之间的合理衔接是我们长期关注的重点。其中，高中与高校之间的衔接尤为重要，是拔尖创新人才能否顺利踏上科学研究之路的边界性条件。其衔接的难度，既在于高中与大学的教育模式、教学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更为关键的是我国尚未为天赋培养与选拔留出灵活的制度空间。

诸多实证研究表明，大一新生“不适应现象”在“拔尖计划”“强基计划”等专项计划内群体中普遍存在：比如，难以应付大量的高学业挑战度课程，不能合理安排学习、生活、社交时间，难以把控自主学习节奏，等等。这些“不适应现象”折射出高中与高校之间的衔接教育存在“断裂”，甚至陷入“分离”状态。

衔接教育的缺位，一个重要原因是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在当前高考制度中无法合理安放。第一，高中阶段教育是科学精神、创新能力发展的黄金期，需在课程设计、评价标准上作系统设计。然而，在高考指挥棒下，荣誉课程、综合课程的开发、教学、评价面临诸多困境，不利于天赋发展和通识素养培育。第二，受到应试思维的惯性影响，学生不能合理安排本科学习。当前，高中应试学习现象仍然存在，不少学生通过重复性刷题，将每门课、每个知识点掌握到极致。然而，本科学习更多是探索开放式的，不可能也不必要把每件事做到极致。第三，高考分高不意味着在某个学科上有专长。实证研究发现，没有竞赛背景的高分考生进入“拔尖计划”“强基计划”等基础理科基地之后，专业志趣、知识基础、学习能力普遍弱于竞赛生，学习体验与收获不佳，导致个体成长与项目目标不匹配；而竞赛生往往能够在专项计划中脱颖而出。第四，高校科技类人才重要特质在于科学兴趣，高中学生高分并不代表具有科学兴趣。根据PISA2018 结果，京沪苏浙的学生希望从事科学类事业（包括科学、医院、电脑、工程等）的比例在 79 个参测国家（地区）中排名靠后，与OECD国家有较大差距。调研显示，我国青少年从小学到初中期间科学兴趣显著下降 50%以上，对科学有较高兴趣的学生占比不到1/5，这与科教兴国发展战略背道而驰。科学兴趣是高质量科学教育的重要指标，是科技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特质，深化基础教育理科课程改革十分迫切。

换言之，衔接教育“断裂”的根源是“衔接”窄化为“选拔”，“选拔”凌驾于“培养”之上。面向大众的高考选拔与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是两种不同的逻辑。拔尖创新人才是特殊的学生群体，有自身的成长规律，决定了其选拔须遵循“效率原则”，偏才、怪才有机会脱颖而出。然而，高考选拔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均衡发展为归旨，升学主要遵循“公平原则”，扩大高等教育受教育机会。如果只凭借高考制度选拔创新人才，可能造成高校专项计划选材的不匹配或遗漏。而且，在新高考制度下，学生填报志愿往往是基于考分的综合权衡，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否适合个体特征并未作为优先考虑因素。

针对拔尖创新人才选拔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备，国家已从政策层面做了改革与完善，采取了“高考粗筛基础上的细筛”的折中路径。比如2020年开始推行“强基计划”，高校基于学生的高考分自行组织考核，两个分数加权之后择优录取。此外，在已经实施十余年的“拔尖计划”框架下，一些院校在新生入学之后另行组织二次选拔考试，这些做法都是对高考“窄化”拔尖创新人才选拔的有益补充。然而，不论是“强基计划”的机制突破，亦或是“拔尖计划”的院校探索，大学更多的是坐等“收割”，没有直接参与到中学好苗子培育的具体过程中。有“选拔”、无“培养”没有触及“高中—高校”衔接教育的内核，是一种“弱衔接”。

更为有效的“强衔接”，应该从“选拔“走向“共育”，加强培养上的贯通，这是衔接教育落到实处的取向与基调。为遵循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早发现、早培养”的特殊规律，有必要在高考之外另作制度安排，纳入高中与大学双主体，精心设计小范围、精细化、高匹配度的针对性培养与招生方案，真正实现“高中—高校”贯通式培养。有两种可行方法。一种是直接形式，高中成为大学的基地校，开设小规模定向培养班级，采用“1+4”或“2+4”贯通式培养，学生在高中低年级就读，高二或高三提前进入定向大学基地班。这种“提前锁定”的做法，既可以让拔尖生跳过高考、提前适应大学，也可以避免天赋型偏才被高考选拔淘汰出局。另一种是间接形式，重点依托于大学，提前招生与培养。比如，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和北京大学物理学科卓越人才培养计划的招收对象均为初三至高三学生，两校在大中衔接及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方面进行了先行探索。虽然中学没有直接参与“共育”，但实质是将中学教育主责提早交给大学，更有利于天赋发展为才能。

“强衔接”或许会招致大众对于教育公平的质疑，认为提前培养与选拔可能变相成为自主招生，从而产生权力寻租空间。我们认为，拔尖创新人才的贯通培养需要更大自主权与空间，不能因噎废食。一方面，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以天赋的发现、激发与保护为目标，应采用“强选拔”“容环境”“长周期评价”的稳定支持机制，超常规的绿色通道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是否滋生招生腐败与政策实施是否公正有力相关，不能因为执行层面存在不公允的可能，就否定科学的创新人才选拔与培养方案本身。

（作者：倪娟 刘湉祎）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江苏开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终身教育研究》期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中国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学习行为及其与环境互动机制研究”[CIA220284]阶段性成果）